近年来，国际能源形势剧变、原油价格不断飙升，“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对此，无论是能源输出国还是能源进口国，都在选择、调整应对能源新形势的发展战略。然而，各国能源战略的调整不仅催生了新的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也悄然改变着国际能源格局。能源消费和进口大国的日本，为谋求能源安全与世界政治关系之间的平衡，对本国的能源战略也进行了重新审视，并颁布了新国家能源战略（下简称新战略）。下面通过对新战略衍生的触发机制的分析，论述日本在当今世界能源新形势下的战略选择及其主要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探析新战略对中国的波及影响及其应对方略。

一、新战略衍生的触发机制

新战略衍生的触发机制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既有内生的，也有外压的；既有来自经济领域的，也有来自安全和政治领域的。这些触发机制作为新战略衍生的催化剂，其作用的发挥主要源于三个影响因素的互动，即范围、强度和时间。[190]日本新战略的出台的触发机制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

（1）地缘政治风险的凸现。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沙特的石油产业遭到恐怖破坏到非洲尼日利亚的部族战争，从伊朗核问题到朝鲜核问题，不仅给本地区带来了风险的变数，也给能源的稳定供应带来难以规避的风险。特别是“9·11”事件成为美国推行全球能源战略和建立21世纪世界霸权的口实，美国开始加大对中国西部、南部特别是借反恐之机加强对中亚地区的渗透。美国通过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现了驻军中亚梦想，并渐次地完成着控制海湾、里海这两大世界能源中心的夙愿。

（2）国际原油价格的飙升。21世纪初，日本曾一度认为当时的原油价格只是一时走高，但事实上，2002年、2003年的国际原油每桶平均价格分别超过25美元、30美元，2003年的3月上旬，突破每桶37美元大关，创1990年来的最高纪录。[191]到2004年，国际原油平均价格超过41美元/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2005年的4月1日，突破了57.27美元/桶；[192]到2006年新战略出台前的4月，一度攀升到了67.29美元/桶。[193]显然，20世纪石油危机后出现的油价稳定局势已经不再，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高油价时期。

（3）能源供需结构的变化。从能源的需求结构看，能源消费中心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亚太地区转移。1970—2000年，北美、欧洲、苏联地区能源消费在世界所占比重分别由36.7%、27.2%、15.6%下降至30.1%、20.8%和10.5%，分别下降了6.6、6.4和5.1个百分点。而同期亚太地区则由14.7%增至26.9%，上升了12.2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增加了6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的进口石油进口量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194]1993年是中国从石油纯输出国变为石油进口国的“分水岭”，且石油进口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最快的。2003年，中国的石油消费第一次超过日本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印度在2006年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费国，70%的石油依靠进口。

从能源的供应结构看，世界能源供应源日趋多元化。“20世纪50—60年代石油生产国只有20多个，70—80年代增至30个多个，而90年代则超过50个。”[195]目前，俄罗斯、中亚和西非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的石油产量不断增加，世界石油市场日趋多元化。自1999年起，俄罗斯的石油产量持续出现大幅反弹，到2004年俄罗斯原油产量达到880万桶/日，比2003年增长了近10%，比1998年时的产量增长近40%。在2003年，俄罗斯已成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全球第二大原油生产国。[196]

（4）资源民族主义的抬头。伴随世界能源安全问题的凸显，主要能源输出国对本国资源加强了管理，对外资的进入设置了政策上的软制约，资源民族主义倾向日渐抬头，具体参见表1-22。目前，上游能源的投资和开发近乎停滞，能源流通基础设施的不到位，造成了能源的流通不畅。

表1-22 世界主要资源生产国的投资限制及国家管理政策概要

资料来源：经济产业省：《新·国家能源战略》，2006年5月，第5页。

（5）国内环境的变化。石油危机后，日本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能源政策，在谋求能源安全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在国际资源市场的竞争中，从能源输出国的角度而言，日本的国内市场并不具很大的魅力，其能源购买力在渐次地相对下降，因此，这成了日本确保能源安全的软制约。另外，20世纪80年代的能源体制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高成本的能源结构，但在能源体制自由化的环境下，能源安全供应体制却没有相应的得到加强。[197]因此，日本不仅要应对要世界能源形势的变化，还要应对国内在能源领域衍生出的许多新变化和新课题。

（6）各国能源战略的重构

围绕国际能源形势的变化，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能源输出国还是能源进口国，都把能源问题提到国家战略地位，参见下表1-23。能源需求国以强化国内能源供需结构和增加海外股份为重点，能源输出国则以强化能源资源的国家管理为重点，制定和调整能使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能源战略。

表1-23 主要国家和地区能源政策的新变化概要

资料出处：经济产业省：《新·国家能源战略》，2006年5月，第14页。

可见，日本新战略的出台既受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影响，也受欧美发达国家影响，既有来自能源输出国的压力，也有来自能源消费国的压力。上述六大触发机制在范围、时间和程度上的互动影响，不仅催生了日本新战略的衍生，且隐性地决定了新战略的目标及内容。

二、新战略的主要内容

日本新战略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规划、宏观有序、目标明确、整体最优”。从宏观结构上看，新战略是由许多独立运行的诸如核能系统、节能系统、新能源开发系统、能源储备系统等子系统组成的复杂巨系统；从微观运行机理上看，每一个子系统都按时空序次，从不同角度运行。新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为对应世界能源形势的新变化，通过叠加组合实施各种政策、措施，实现“能源安全”这一最高目标。

（1）新战略的目标

日本认为能源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能源需求旺盛和高价位会长期并存；二是影响中长期稳定供应石油天然气的变数增加；三是能源市场上的风险因素的多样化和多层次化并存。为此，日本制定了以能源安全为核心，以“实现日本国民可信赖的能源安全保障”“通过解决能源环境问题，构筑可持续发展的基盘”“为解决亚洲和世界的能源问题做贡献”为基本目标的新战略。新战略对这三大基本目标细化了五个子目标值。[198]

（2）实现目标的立足点

为达到上述目标，日本立足于“实现世界上最优的能源供求结构、综合强化能源外交和能源合作、完善能源危机管理”这三个方面。

其一，实现世界上最优的能源供求结构。日本是能源消费大国中能源安全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之一，是继美国、中国的第三大能源消费国。

日本能源进口结构特点是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度高，且地点比较集中。为了应对能源供应中存在的多样化的风险因素，最有效的对策是提高能源利用率，分散能源进口源，保持能源充足供应，扩大核能利用，确立世界上最优的能源供求结构。

其二，综合强化能源外交和能源环境合作。新战略认为，以前日本的能源政策是大力推进节能政策、能源自主开发、石油替代政策和石油储备政策。但是，在世界能源需求结构的急速变化下，能源供需中的潜在风险比石油危机时更高。为此，在积极推进海外能源开发、提升能源购买力和增强与能源输出国的全方位合作关系的同时，积极推进以节能技术为中心的国际合作，为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及世界环境作贡献。

其三，完善能源危机管理。日本以石油危机为契机，逐步确立了官民一体的石油储备体系，并通过制定石油储备法和节能法，进行法制上的完善。1990年的海湾战争期间出现的石油供应波动，成为检验日本石油储备是否具备应对危机的试金石。但是，2005年，受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影响，炼油设施及交通严重受损，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一度出现紧缺，并引起石油产品供应不足。日本认为以前以石油为中心的紧急对应体制是否符合当今时局的变化，需做进一步的验证，需要强化对能源危机的管理。

（3）实现目标的具体措施。[199]

其一，提高能源利用率。为了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日本制定了四大能源计划。一是节能领先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能耗效率通过技术创新和社会系统的改善，至少提高30%。为达到此目标的具体措施是，大力推进节能技术战略，制定不同部门的节能标准并实施评价管理。二是未来运输能源的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制定客车燃料消耗的新的燃料效率标准、改建生物转化燃料供应的基础设施、加大对国内生物甲醇生产方面的支持、推广使用的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大规模开发新一代电池和燃料电池卡车等措施，使运输部门到2030年，对石油的依赖降至80%。三是新能源创新计划。该计划到2030年，将太阳能发电需要的成本降至与火电相同的水平，通过生物能源和风力在当地发电、当地生产，促进区域能源自给率的提高，促进该地区对能源供应的自足率，将市场销售的新卡车转为混合卡车，促进采用电动卡车和燃料电池卡车。其四是核电立国计划。新战略规定到2030年后，日本的核能发电量要占到总电量30%—40%。将系统和全面处理各种与核能相关的问题，诸如根据目前的轻水反应堆和较早应用的快再生反应堆，持续促进核燃料循环，促进研究和开发熔融能源技术。

其二，推行亚洲能源和环境合作。日本认为能源需求迅速增长的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是世界能源供求紧张的主要原因，也是本地区环境不断恶化的“始作俑者”。对此，新战略确定要积极利用和开发亚洲地区的ASEAN+3多边框架，推动亚洲能源及环保的合作。日本推行亚洲能源和环境合作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以降低亚洲能源消耗量为目标，促进能源节约。具体措施是：鼓励有技术能力的公司把能源技术向海外转让，支持建立和实施亚洲国家的能源节约系统；加强与国际能源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支持国际核动力组织制定能源效率标准；利用诸如亚太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和ASEAN+3等国际框架，促进能源保护。二是亚洲新能源合作。具体措施是：支持亚洲国家建立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体制，并通过接受受训人员和派遣专家，支持该体制的建设；支持日本企业在亚洲开展环境保护、节能技术开发等商业活动。三是在亚洲推广煤炭的洁净利用、生产和安全技术。具体措施：通过接受受训人、派遣专家和支持技术开发和试验证实，促进和推广亚洲煤炭的洁净利用、生产和安全技术；通过示范试验和人力资源开发，进行煤炭液化技术的合作；通过接受受训人和派遣专家，推广煤炭生产和安全技术。

其三，加强紧急情况应对。诸如飓风、水灾、地震、战争和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是诱发能源市场混乱的因素。另外，近年能源市场中涌入投机资金的现象，愈演愈烈，这也是使市场混乱的要素。为应对上述突发因素，新战略明确规定要加强应急措施。一是强化以石油制品为中心的石油储备制度，二是加强天然气的紧急对应体制。促进国内以民间为主的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利用对资源枯竭的天然气田的改造，增加井下储备设施。在2008年前，要求对各能源企业的紧急应急机制进行全面检查，并强化企业与企业间在能源危机管理发生时的互助机制。

其四，制定能源技术战略。日本认为，安全问题和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通过科技创新才能解决，而科技创新必须要依靠官民合作完成。故此，新战略提出以政府和私营企业的共同努力为基础，在以节能为中心的能源相关技术领域，成为世界的领先者。使该目标得以实现的具体措施是：一是提出能源技术战略，即从2100年、2050年超长期视角出发，抽取出到2030年应该解决且能够解决的技术课题，并将其课题的开发战略以流程图的方式予以展示。二是强化对能源相关技术开发的支援，即有重点地支援与能源相关的技术开发，积极探讨和研究推动对以产学提携合作为代表的、有效的能源技术开发体制。

三、新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1）新战略对中国的波及影响

新战略在实现“能源安全”这一最高目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与日本在能源对外依存度上具有近似性、地缘政治经济上具有相关性、进口油气资源具有同源性的中国。

其一，“提升海外能源自主开发率”将会加激诱发中日间的竞争。提升海外能源自主开发比率是新战略五个子目标之一。拥有产权和股权的日本公司在海外生产的原油占日本进口的全部原油中比例，从1973年的8%增加到目前了15%。在全球对自然资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新战略把海外能源的自主开发目标值设定为“到2030年，增加到大约40%”[200]。

在此目标的驱使下，日本必将加速推进在世界各地找油、采油、买油的速度。而这一速度的提升过程，也必将与能源消耗大国、能源进口大国的中国发生摩擦、诱发竞争甚至碰撞。从俄罗斯远东石油管道的铺设方案，到东海油气田的开发合作，再到泰国的克拉底峡谷项目，无不折射着中日间的竞争与矛盾。“能源问题既是亚洲各国间进行多边合作的助推器，亦是诱发利益冲突及摩擦的导火线”[201]。显然，日本与中国在能源开发及供应渠道的激烈竞争，极大地带动了东亚地缘政治形势的演变。

其二，设定高节能目标将引发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单位GDP能耗的短期增加是高耗能产品同时大量生产叠加产生的结果，而单位GDP能耗的下降一方面与节能、科技进步有关，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向高端升级，亦是导致发达国家单位GDP能耗从上升转为下降的主要原因。日本之所以从石油危机时单位GDP能耗率159，短短经过30年，降到2003年的100，降幅为37%，其原因除上述外，与重厚长大型产业的海外移植不无关系。

日本在石油危机后的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亦是高能耗型产业向诸如中国、泰国、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特别是80年代后，发达国家全球经济结构进入了新一轮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广泛采用”为特征的结构调整期，日本、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升到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亚洲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借助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实现本国工业向高端的升级，积极引进和接纳发达国家所淘汰的高能耗产业。

新战略制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单位GDP能耗率再下降30%，达到70%。日本为实现此目标，不仅要进一步进行科技研发和创新，还要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方向转化，把相对于本国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进一步向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转移。作为世界工厂且为能源消耗大国的中国，还向20世纪80、90年代那样积极、毫无选择地引进、吸收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吗？

其三，日本提升与产油国的国际合作考验中国外交。新战略出台后，日本加强了与中亚资源丰富的国家之间的对话。2006年6月上旬在东京召开“日本+中亚”会议[202]，此后不久，卸任前的小泉又访问了中亚四国，此举是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中亚国家。2007年4月27日，安倍首相展开了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和埃及等五国的访问。与此同时，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率领的约20人的访问团于4月30日出访铀储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哈萨克斯坦。另外，日本石油企业已陆续投入在北冰洋、利比亚和埃及等地的石油开发。现在，日本拥有在海外开采权益的油田主要集中在阿联酋、科威特、俄罗斯和印尼等国。

显然，日本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合作，旨在稳固能源进口源，急于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旨在谋求加强与中亚四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与开发，打通“南方路径”[203]，开辟新能源通道。日本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强化与产油国关系的主要手段是：灵活利用ODA、EPA等援助手段，配合产油国的需要，与产油国加强科技、经济、教育、医疗、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日本提升与中亚、非洲等能源输出国的合作及实践，不仅给中国外交提出了新挑战、新课题，同时也是验证“上海合作组织”是否稳定的试金石，考验中非传统友谊是否真的既历久也弥坚。

（2）中国的应对

中国作为一个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对全球的能源安全体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此必须关注新的能源安全观和当今世界的能源安全体系及安全环境，更要深入研究比邻而居的日本为实现新能源安全战略所采取的对中国有影响的相关行动，并以此为基础，做好应对准备。

1.意识上的应对

中国需要全面地、客观地、动态地、历史地审视中日关系中的能源因素，既不能把中日间的矛盾和冲突过于“情绪化”，也不能过于“简化”和“淡化”，既要密切关注和警惕，更需要沉着、冷静地应对。日本立足于本国利益，在新战略的实施中与中国在能源领域进行正当竞争，应视为其权利，但是恶意的竞争和挑拨应另当别论。可以说，中日经贸关系的“连带”效应已初见端倪。换言之，中日两国之中的一国的衰退，必然会波及和影响到另一国的发展。因此，中日在能源领域的博弈中，如何协调和缓解对抗式、排他式的恶性竞争，避免传统的“零和博弈”是中日两国需要共同探寻的重要问题。

但必须看到，中日间在能源领域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中国必须抓住新战略中“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对东亚节能的援助”的机遇，在双边和多边框架间、企业与企业间，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积极吸收引进日本先进的节能技术和管理制度。

2.战略行动上的应对

面对经济发展和新的能源需求趋势，中国在立足国内能源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必须要继续大胆地实施“走出去”战略，认真构筑中国的能源安全版图。积极参与资源国的勘探开发和生产，中国的石油企业只有“走出去”，才会真正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和油气市场竞争，企业唯有通过竞争才能真正发展和壮大，因此，大胆实施“走出去”战略才可能让中国的能源更有安全保障。为配合“走出去”战略，政府除为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提供外交、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支持外，还应建立、健全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制度，设立海外油气风险勘探专项基金，鼓励石油企业进行国际融资。

中国要有效发挥与中亚国家的地缘优势、“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力度和广度；在保持历久弥新的中非传统友谊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合作的空间；定期与中东产油国加强交流与合作，以谋求能源的稳定供应。为此，政府、科研单位及石油企业必须加强对海外投资环境及消费国情况的研究，在充分认识和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投资环境以及政情趋向的基础上，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强与油气生产国、消费国和国际能源组织的沟通协调，为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创造宽松、良好的国际环境。

注释

[1]存量约束是指能源（化石能源）因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在存量资源有限而需求量大增的情况下，其持续供给能力将会下降或是枯竭，从而影响经济和民生。这种约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硬约束。流量约束主要表现为受到技术或经济水平的限制，无法全面地将能源资源转化为可消费的现实能源。资源的存量约束从理论上而言是无法用公共政策手段解决和克服的。

[2]青木昌彦：《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381页。

[3]关于战后日本经济起点的分析，杨栋梁是从“可量化的有形资本”和“以人的资质为中心的无形资本”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的。详见杨栋梁：《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187—190页。

[4]经济安定本部：《我国在太平洋战争后的损失报告书》，经济安定本部，1948年，第1页。

[5]J.B.约翰（音译）著、大内兵卫译：《战时战后的日本经济》上卷，岩波书店，1995年，第164页。

[6]日本经济研究所：《煤炭国家统制史》，日本经济研究所，1958年，第913页。

[7]现代日本产业发达史研究会：《现代日本产业发达史·石油》，交旬社，1963年，第23页。

[8]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第2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第136页。

[9]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3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2年，第73页。

[10]宫崎正康、伊藤修：《战时战后的工业与企业》，《日本经济史（7）》，岩波书店，1989年，第181页。

[11]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3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2年，第317页。

[12]同上书，第319页。

[13]粟原东洋：《现代日本产业发达史（3）电力》，交旬社，1964年，第356页。

[14]产业学会：《战后日本产业化史》，东洋经济新闻社，1995年，第1037页。

[15]日本能源研究所：《战后能源产业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198页。

[16]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3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2年，第395页。

[17]当时，还出台了与《石油业法》相配套的《人造石油制造事业法》（1937年）、《石油资源开发法》（1938年）、《石油垄断贩卖法》（1939年）。日本通过上述四部法律，在石油开发、人造石油、精练、销售等各环节，完全确立了石油统制管理体制。

[18]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石油·化学部报告，奥田英雄、桥本启子译：《日本的战争和石油》，石油评论社，1986年，第83页。

[19]石油联盟：《战后石油产业史》，石油联盟，1985年，第4页。

[20]田中纪夫：《能源环境》Ⅲ，ERC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

[21]石油联盟：《战后石油产业史》，石油联盟，1985年，第10页。

[22]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石油·化学部报告，奥田英雄、桥本启子译：《日本的战争和石油》，第84页。

[23]日本经济研究所：《煤炭国家统制史》，日本经济研究所，1958年，第615页。

[24]日本煤炭矿业联盟：《煤炭劳动年鉴》，日本煤炭矿业，1947年，第71页。

[25]内阁制度百年编纂委员会：《阁议决定内阁制度百年史下》，内阁官房，1985年，第296页。

[26]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战后经济政策资料研究会：《战后经济政策资料第28卷》，日本经济新闻社，1995年，第333—339页。

[27]中村隆英：《战后日本经济政策构想》第2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第14页。

[28]日本经济新闻社：《从社论看战后经济的历程》，日本经济新闻社，1985年，第60页。

[29]杨栋梁：《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199页。

[30]经济企划厅：《战后经济史（经济政策编）》，大藏省印刷局，1960年，第46页。

[31]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3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2年，第201页。

[32]煤炭增产协会：《煤炭增产协会要览》，煤炭增产协会，1948年，第96页。

[33]通商产业省：《商工政策史》第23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80年，第242页。

[34]石油联盟：《战后石油产业史》，石油联盟，1985年，第10页。

[35]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石油·化学部报告：《日本的战争和石油》，石油评论社，1986年第83—84页。

[36]田中纪夫：《能源环境Ⅲ》，ERC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

[37]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石油·化学部报告：《日本的战争和石油》，石油评论社，1986年，第83页。

[38]石油联盟：《战后石油产业史》，石油联盟，1985年，第4页。

[39]通商产业省：《商工政策史》第23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80年，第242页。

[40]石油联盟：《战后石油产业史》，石油联盟，1985年，第6页。

[41]通商产业省：《商工政策史》第23卷，商工政策史刊行会，1980年，第354页。

[42]日本能源研究所：《战后能源产业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129—130页。

[43]地方石油官员G-4。日本本土石油生产与炼油（1945年11月23日，第331记录组，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记录）[R]，美国马里兰州斯特兰大的华盛顿国际档案中心收藏，登记号331，盒子号8347，案卷号8，第49页。

[44]里奥·W.斯塔育（最高司令部、驻日盟军统帅部、天然资源部矿业及地质课）:《日本石油和国家可燃气生产工业》，石油工程，1951年，第53页。

[45]东亚燃料工业：《东燃十五年史》，东亚燃料工业，1956年，第972页。

[46]日本石油、石油精制社史编纂史：《日本石油百年史》，日本石油精制社，1988年，第496—516页。

[47]约瑟夫·K.凯尔塞：《日本太平洋沿岸石油冶炼厂报告》，1950年，第1页。

[48]口东铺：《现代日本产业发达史Ⅱ石油》，交旬社，1963年，第404页。

[49]Electric Power Div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Pacific），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of Japan，1946，p.79.

[50]产业学会：《战后日本产业化史》，东洋经济新闻社，1995年，第1037页。

[51]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战后能源产业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334页。

[52]电力政策研究会：《电力事业法制史》，电力新报社，1965年，第241页。

[53]同上书，第307页。

[54]栗原东洋：《现代日本产业发达史》，交旬社，1964年，第369—370页。

[55]内阁官房：《内阁制度九十年资料集》，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1035—1036页。

[56]通产政策史研究会：《产业政策史回忆录第29册》，通产政策史研究会，1985年，第26页。

[57]“二元性政策主体”的观点是由杨栋梁于1994年首次提出来的，本研究亦赞同、采用此观点。关于“二元性政策主体”观点的详细论述，参见杨栋梁：《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兼论经济体制改革》，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

[58]杨栋梁：《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兼论经济体制改革》，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59]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战后经济政策资料》第1卷，日本经济评论社，1995年5月，第1—33页。

[60]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战后能源产业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86页。

[61]行政指导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是有基于事实上的引导性。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指导引导或给对方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实现某一政策的目的。有关政策手段的论述可参见：松井贤一：《能源战后50年的检验》，电力新报社，1995年7月，第35—37页。

[62]1.煤炭增产协议会设置纲要（1946 年9 月10 日）;2.作为煤炭紧急增产对策一环的对于大藏省的要求事项（1946 年9 月27 日）;3.1946 年下半期煤炭危机突破对象对策（1946 年10月4 日）;4.1946 年度第3 季度煤炭供需计划要领（1946 年10 月4 日）;5.为何必须增产3000 万吨——经济重建与煤炭（1946 年10 月24 日）;6.实现目标（3000 万吨）的必要条件的分析（1946 年10 月24 日）;7.煤炭対策主要措置（1946 年11 月14 日）;8.金融机关所见的煤矿企业的资金状况等（1946 年11 月18 日）;9.关于煤炭问题致经济化学部长膳大臣的公开通报（1946 年11 月27 日）;10.煤炭对策中间报告（1946 年12 月12 日）;11.关于煤炭的行政监察的第一次报告（1946 年10 月24 日）;12.经济危机与重油进口（1946 年12 月20日）;13.关于应转用于煤矿的机器设备类别的调查事项（1946 年12 月20 日）;14.关于煤炭问题的会谈要旨（1946 年12 月23 日）;15.1947 年度煤炭生产计划实施的必要措施事项（1946 年12 月26 日）;16.1947 年度生产计划制定要点（1947 年1 月29 日）;17.关于1947年度出炭3000 万吨的条件（1947 年1 月29 日）;18.实现1947 年度3000 万吨出炭的基本方策（1947 年1 月29 日）;19.1946 年度第四季度煤炭供给计划制定要领（1947 年1 月30日）;20.关于煤炭分摊制度实施的事项（1947 年2 月17 日）;21.1947 年度煤炭藏产对策（方案）（1947 年3 月）;22.本年度煤炭增产计划的探讨（1947 年4 月8 日）;23.22 年度基础资财供给计划的整体性说明资料（1947 年4 月14 日）;24.1947 年度煤炭增产对策项目（1947 年4 月17 日）;25.1947 年度煤炭增产对策（方案）（1947 年4 月25 日）;26.煤炭增产紧急措施纲要临时方案（1947 年6 月10 日）;27.煤炭复兴会议上ESS 巴托拉的口头演说概要（1947 年6 月10 日）28.煤炭特别增产对策纲要（方案）（1947 年10 月3 日）;29.有关煤炭非常增产对策纲要内阁决议了解事项（1947 年10 月3 日）;30.关于煤炭运输对策协议会（1947 年10 月9 日）;31.煤炭生产事项（1947 年12 月3 日）;32.关于煤炭增产特别调查团（1947 年12 月3 日）;33.关于煤炭分配计划制定手续一事（1947 年12 月3 日）。参见：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战后经济政策资料》第28 卷，日本经济新闻社，1995 年，第327-611页。

[63]佐佐木隆尔：《昭和史的事典》，东京堂出版，1995年6月，第211页。

[64]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战后能源产业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289页。

[65]大森德子：《战后物价统制资料》第1卷，日本经济评论社，1996年，第121—122页。

[66]大藏省财政史室：《昭和财政史——从战后到媾和》第17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第330页。

[67]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战后经济政策资料·经济统制（1）》第4卷，日本经济评论社，1994年，第725—736页。

[68]大藏省财政史室：《昭和财政史——从战后到媾和》第17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第96-97页。

[69]河原俊雄：《从电力事业的创始到公益事业体制的确立——九大电力公司的诞生》，参见：http://www.kcat.zaq.ne.jp/ynakase/rept3/r3den.htm。

[70]内阁官房编：《内阁制度九十年资料集》，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1035—1036页。

[71]小宫隆太郎、奥野政宽、铃村兴太郎：《日本产业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28页。

[72]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倾斜生产方式”虽然专指煤炭和钢铁，但石油和电力的生产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73]突破能源“瓶颈约束”是指能源的供应量基本满足了经济恢复中的能源所需。换言之，决定经济恢复速度的快慢、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不再是取决于能源投入量的多少。

[74]冈崎哲二：《倾斜生产方式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原朗编著：《复兴期的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93页。

[75]经济企划厅：《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593页。

[76]松井贤一：《能源战后50年的验证》，电力新报社，1995年，第13—14页。

[77]日本石油：《日本石油史》，日本石油，1958年，第366页。

[78]通产省公益事业局：《电力行业的现状与电力重新组合10年的经历》，日刊工业新闻，1961年，第81页。

[79]杨栋梁：《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兼论经济体制改革》，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8页。

[80]大岛清、榎本正敏：《战后日本的经济过程》，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第31页。

[81]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第2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第158页。

[82]经济企划厅：《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352页。

[83]《厚生白皮书》（1960年版）:http://wwwhakusyo.mhlw.go.jp/wp/index.htm/。

[84]日本能源研究所：《战后能源产业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198页。

[85]日本对重大灾害制定的标准是同时死亡3人以上的灾害。

[86]通商产业省布局公害局：《矿山保安年报》，1972年度，第21页。

[87]从战后到石油危机爆发前的时期，日本煤炭一直处于高价位阶段。

[88]经济安定本部资源调查会事务局：《日本的能源问题》，资源调查会资料第30号，1951年3月31日，第60—61页。

[89]松井贤一：《能源——战后50年检验》，电力新报社，1995年，第16页。

[90]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8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1年，第25页。

[91]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8卷，第34页。

[92]当时，日本虽然对煤炭产业进行了合理化改革，但仍未改变其萧条状态，而且生产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

[93]土屋清、稻叶秀三当时都是煤炭矿业审议会委员，对能源领域与政府相关的信息和知识都很精通。

[94]有关《欧洲能源政策的要点》的详细内容可参考：（1）欧洲能源政策调查团：《欧洲能源政策的要点》（调查报告），1961年7月6日。（2）土屋清、稻叶修三：《能源政策的新展开》，钻石社，1961年10月。

[95]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0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0年，第425页。

[96]《人民日报》，2002年01月10日，第2版。

[97]吉村正晴：《自由化和日本经济》，岩波书店，1961年，第81—82页。

[98]山中富太郎：《贸易外汇自由化的由来和过程》,《化纤月报 13（2）》,1963 年，第17 页。

[99]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0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0年，第426页。

[100]综合能源部会：《综合能源部会报告书》（内部文件），1963年12月1日，第1—5页。

[101]松井贤一：《能源——战后50年检验》，电力新报社，1995年，第20页。

[102]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战后能源产业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104页。

[103]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0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0年，第433页。

[104]石油联盟：《战后石油产业史》，石油联盟，1985年，第163页。

[105]所谓“特定设备”是指由通产省确定的石油蒸馏设备及精炼石油设备。参见《石油业法》第2条第3项。

[106]通产省资源能源厅：《日本能源政策的历程和展望》，通商产业调查会，1993年，第100页。

[107]松井贤一：《能源——战后50年检验》，电力新报社，1995年，第143页。

[108]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0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0年，第515页。

[109]松井贤一：《能源——战后50年检验》，电力新报社，1995年，第145页。

[110]当时，日本本国的石油企业有：出光兴产、丸善石油、大协石油、亚细亚石油、东亚石油和日本矿业等，这些企业从资本和技术上都稍逊外国石油资本企业。

[111]产业学会：《战后日本产业史》，东洋经济新闻社，1995年，第1023页。

[112]1964年11月，综合产业结构审议会综合能源专门委员会的中间报告书。

[113]石油联盟：《战后石油产业史》，石油联盟，1985年，第189页。

[114]松井贤一：《能源——战后50年检验》，电力新报社，1995年，第147—148页。

[115]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0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0年，第526页。

[116]石油矿业联盟：《石油矿业联盟20年的历程》，石油矿业联盟，1982年，第2—5页。

[117]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7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1年，第525页。

[118]石油联盟：《战后石油产业史》，石油联盟，1985年，第105页。

[119]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0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0年，第533页。

[120]石油矿业联盟：《石油矿业联盟20年的历程》，石油矿业联盟，1982年，第53页。

[121]通产省资源能源厅：《日本能源政策的历程和展望》，通商产业调查会，1993年，第102页。

[122]《朝日新闻》，1955年4月16日。

[123]“软环境”是指为发展原子能在制度层面的政策法规；“硬环境”是指基础建设等。

[124]资源能源年鉴编纂委员会：《2003—2004资源能源年鉴》，通产资料出版会，2003年，第657页。

[125]详细内容参见：日本1956年3月31日颁布的法律49号、1956年5月4日颁布的法律92号和94号。

[126]原子能开发研究10年史编纂委员会：《原研10年史》，日本原子能研究所，第15—17页。

[127]松井贤一：《能源——战后50年检验》，电力新报社，1995年，第104页。

[128]产业合理化审议会（原子能产业部会）咨询报告，1964年2月20日。

[129]综合能源调查会原子能部会：《关于确保核燃料的政策》（中间报告），1968年3月6日。

[130]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0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0年，第478页。

[131]中国气体分离商务网：http://www.cngspw.com/。

[132]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0卷，通商产业调查会，1990年，第593页。

[133]松井贤一：《能源——战后50年检验》，电力新报社，1995年，第206页。

[134]本书的研究时限选择在了1970年代，其主要原因是：该时期日本能源结构转型中所面临的诸如能源风险、环境污染、贸易摩擦、货币升值、产业结构调整等国内外经济环境压力问题恰恰与当前中国大有相似之处。日本的经验和教训为资源约束型国家可提供借鉴功效。

[135]所谓3E是能源安全（ Energy Security）、经济发展（ Economic Growth）和环境保护（Environment Protection）的首位英文字母。

[136]石油联盟：《战后石油产业史》，石油联盟，1985年，第242页。

[137]资料来源：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2007年》，行政出版社，2007年，第3页。

[138]共同石油公司：《共同石油20年史》，共同石油公司，1988年，第271页。

[139]总理府统计局：《消费者物价指数年报》，总理府统计局，1973年，第1页。

[140]杨栋梁、江瑞平：《近代日本经济体制变革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页。

[141]日本能源古经济研究所计量分析部：《EDMC/能源·经济统计要览2005年版》，节能中心，2005年，第30页。

[142]尹晓亮：《日本构筑能源安全的政策选择及其取向》，《现代日本经济》，2008年第2期，第20—26页。

[143]日本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统计要览》，财团法人节能中心，2007年，第162页。

[144]白雪洁：《当代日本产业结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145]桥本寿朗著、戴晓芙译：《现代日本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146]李凡：《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147]所谓的组装工业主要是指日本的电子工业、半导体、精密仪器、家电等。

[148]魏晓蓉、师迎祥：《日本产业结构转换的运行机理及其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启示》，《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65页。

[149]主要包括：石油审议会、石油供需审议会、煤炭矿业审议会、电力事业审议会和产煤地区振兴审议会。

[150]“产业机构审议会”成立于1964年5月6日，隶属于通商产业省产业政策局产业政策课，主要任务是调查分析与产业结构相关的事宜。

[151]通商产业结构审议会：《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的展望》，通商产业调查会，1980年，第3页。

[152]当时日本政府所指的“陷入结构性萧条行业”主要包括：平炉、电炉钢材制造业、炼铝业、合成纤维制造业、造船业、化肥、棉纤纺织业、瓦楞纸制造业等。

[153]日本经济能源研究所计量分析部：《能源·经济统计要览2003年版》，节能中心，2003年，第276—279页。

[154]衡量能源消费效率通常采用的指标是能源消费原单位。能源消费原单位是指每生产1单位GDP所消费的能源量。能源消费单位的值越小，能源消费的效率越好。目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2%，比先进国家约低10个百分点。

[155]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2004年版》，行政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

[156]能源消费结构指产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和民生部门对能源的需求结构，它是体现能源效率的主要指数。

[157]日本的产业部门包括制造业、农林水产业、矿业、建筑业，不包括能源产业本身。

[158]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计量分析部：《能源·经济统计要览2004年版》，节能中心，2004年，第34—35页。

[159]张光华：《日本的能源污染与对策》，《世界环境》，1986年第2期，第11页。

[160]吉田恒昭：《日本基础整备的经验和开发合作》，《特集：创造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资本》，第72—74页。

[161]1972，·（Dennis L.Meadows）年罗马俱乐部成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 米都斯 等四位年经科学家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的核心思想是：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下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有关“增长”:[]·（Donella H.Meadows），、:《的极限的论述详见 美德内拉 梅多斯 等著李涛王智勇译 增长的极限》，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6月。

[162]通商产业省资源能源厅：《能源政策变迁和展望》，通商产业调查会，1993年，第210—211页。

[163]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 2004年版》，行政出版社，2004年，第256页。

[164]国际能源网：http://www.in-en.com/newenergy/zhishi/2006/08/INEN_28469.html。

[165]资源能源厅：《我国的能源——超越环境制约》，经济产业调查会，2001年，第229页。

[166]供应目标主要包括：（1） 开发、利用石油替代能源的种类；（2） 各种替代能源的供应数量和目标；（3） 其他石油替代能源（太阳能、液化煤炭）的说明。参见：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著、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编译委员会译：《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3 卷，通商产业调查会，第179 页。

[167]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的能源需求量特别产业部门的需求大量减少。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受国际原油价格暴跌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因素影响，日本的运输部门和民生部门的能源消费量增长迅速。

[168]《日本关于促进新能源利用的特别措施法》，1997年4月18日，法律第37号，第2条。

[16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把新能源分为三大类：大中型水电、新可再生能源（包括小水电、太阳能、风能、现代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

[170]1997年4月18日制定后，迄今又做了4次修改（1999年12月3日，1999年12月22日、2001年12月22日、2001年12月28日）。这几次修改只是对内容进行了细化、微调，其基本方针并未改变。

[171]“指导和建议”的内容是“为促进新能源利用，主管大臣在必要时就制定新能源利用方针事宜对能源使用者予以指导和建议”。参见：日本法律第37号《促进新能源利用的特别措施法》第6条，1997年4月18日。

[172]1997年4月18日颁布的日本法律第37号：《促进新能源利用的特别措施法》中的第8、10、13条。

[173]《日本新能源政策及发展现状与趋势》，发展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 / www.sdpc.gov. cn/ default.htm。

[174]茅阳一：《能源的百科事典》，丸善株式会社，2001年9月25日，第415页。

[175]资源能源厅：《能源2002》，能源论坛，2001年，第15页。

[176]通产省：《替代石油能源法的解说》，通商产业调查会，1980年，第23—27页。

[177]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概要》，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1991年，第64页。

[178]参见：（1）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3 卷，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74—177 页。（2） 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概要》,1986 年，第2—5 页。

[179]该机构在1984年，资本金达到了1656亿日元，到2003年达到了1437亿日元。

[180]2002年12月11日法律第145号：《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法》中的第6—8条。参见：日本国会图书馆：http://www.ndl.go.jp/jp/data。

[181]2002年12月11日法律第145号：《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法》中的第16条。参见：日本国会图书馆：http://www.ndl.go.jp/jp/data。

[182]钟沈军：《解读日本新能源战略》，《中国石化报》，2007年8月23日，第1版。

[183]以太阳能为例，1994—1996年间示范立项3590件（约13.3MW），从1997—2001年间的基础设备整备达到了73913件（约226.7MW）。参见资源能源厅：《能源2004》，能源论坛，2004年，第137页。

[184]《RPS法》就是强制利用新能源发制度。2004年度新能源电网36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0.46%。2010年的利用目标是16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63%（不包括核能和水力发电）。参见：大野木升司：《日本清洁能源与能源政策》，于2007年9月15日“首届中国科技创新国际论坛”的发言文稿。

[185]资源能源厅：《能源白皮书2004年度》，行政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186]具体参见：《日本新能源政策及发展现状与趋势》，发展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sdpc.gov.cn/default.htm。

[187]具体参见：《日本新能源政策及发展现状与趋势》，发展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sdpc.gov.cn/default.htm。

[188]资源能源厅：《能源白皮书2004年度》，行政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189]钟沈军：《解读日本新能源战略》，《中国石化报》，2007年8月23日，第1版。

[190]时间是指新战略的触发机制所产生的时间，范围是指受触发机制影响的区域，强度是指日本对触发机制的态度反映。

[191]资源能源厅长官官房综合政策课：《综合能源统计》，通商产业研究社，第523页。

[192]经济产业省：《能源白书2004年版》，行政出版社，2005，第1页。

[193]同上书，第2页。

[194]《人民日报》，2006年9月14日，海外版第1版。

[195]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编：《全球能源大棋局》，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196]中国行业研究网：http://www.chinairn.com/readnews.asp? id=23723。

[197]经济产业省：《新·国家能源战略》，2006年5月，第10页。

[198]五个子目标分别是：（1） 节能目标。（2） 降低海外石油依存度目标。（3） 降低运输部门石油依存度目标。（4） 核能发电目标。（5） 提高海外资源开发目标。

[199]经济产业省：《新·国家能源战略》，2006年5月，第27—63页。

[200]经济产业省：《能源白书2007年版》，行政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201]Chietigj Bajpaee.Energy: The catalyst for conflict.Asia Times Online，Oct 18，2005.

[202]出席国是日本、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哈萨克斯坦。日本认识到在中亚地区资源外交的起步落后于中国，开始了奋起直追。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对于中亚各国具有不小的吸引力。

[203]“南方路径”是指日本想把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的石油、铀及稀有金属等资源通过南方阿富汗、巴基斯坦后接入海港，通过海运输往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