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战前推行的历史教育，突出表现出了“神国主义”“皇国主义”“军国主义”“排外主义”四大特征。

第一，“神国主义”特征。

日本战前的历史教育中充斥着神话传说，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首先，宣称日本是神国。日本文部省1872年出版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史略》开篇即列出10位“神皇”，其中第一代神“先于天地而生……主宰万物”，伊奘诺神、伊奘冉神“生大八洲国及其诸岛、诸神，又生天照大神”，天照大神之孙“受封神敕……遂自天降于日向高千穗峰”。[119] 1903年至1919年使用的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均从“天照大神”开始记述日本历史，1943年的国定国民学校历史教科书第一课标题即为“神国”，开篇记述了神生日本八岛的内容，意在强调日本国土乃“神生”。

其次，称天皇为“现御神”。上述《史略》中记载第一代“人皇”神武天皇为最后一代“神皇”之子，历代传承，及至第122代明治天皇。1940年的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在卷首刊登了天照大神将日本国敕封给“天孙”的“神敕”全文，意在将“皇祖”与“神”之间的联系具象化，并称“我国民仰天皇为现御神”[120]。

另外，还渲染对外征战之“神佑”。在战前使用的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中，1920年新增加了“神武天皇东征”时“金鸡”突现、吓退敌兵的神话；关于元朝攻打日本的历史，1935年开始将“大风骤起”改为“神风骤起”，1943年更以“神风”为大标题，称“大日本乃神国……能安度此等大难，唯神国使然。”[121]

日本政府勾勒的“神国”历史情境为：日本国乃“神国”，故自古负有对外征战的神圣使命；天皇为“现御神”，故为天皇战死也将变成神；日本自古对外用兵即有“神佑”，故对中国及英美等开战必将获胜。如此“神国主义”的历史教育，其根本目的是培养国民对内服从专制统治的自发意识、对外积极为国献身的自觉精神。

第二，“皇国主义”特征。

战前的历史教育以“皇国”为根本宗旨，并以天皇为中心内容。

首先，规定历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皇国”。1890年《教育敕语》规定教育的最终目的为“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历史教育随后予以贯彻实施，要求小学历史课“让学生知晓本邦国体之大要”（1891年），师范学校历史课要“振奋尊王爱国之志气”（1892年），中学历史课要“明国体特异之所以”（1901年），所谓“国体”即“奉戴万世一系之天皇”。进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1941年规定国民学校“国史”课的宗旨为“自觉皇国之历史使命……知晓肇国之宏远、皇统之无穷、历代天皇之鸿业……皇国发展之史迹”，1943年将中学“国史”课改称“皇国”，其宗旨为“明确皇国之主体立场……感受皇国之大生命……涵养以皇国为主体的新文化创造精神”。[122]

其次，历史教科书中充斥着“皇国”内容。前述《史略》第一册“皇国”的全部内容为历代“神皇”及“人皇”的名称、血统、在位年代、主要治绩，且“要求幼童背诵”。1903年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日本古代史以“皇”为标题者占45%。[123]另外，1903年至1945年使用的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均附有天皇世系的“御历代表”，“年表”也以天皇为序。

日本政府如此强调“皇国”，旨在以“天皇”的名义统合国民，使其听命并服务于专制权力。

第三，“军国主义”特征。

战前历史教育还大量涉及日本自古以来的对外战争，军事色彩浓厚。

首先，包含大量有关战争的内容。《史略》便记载了神武天皇“东征”、神功皇后“伐三韩”、丰臣秀吉“伐朝鲜”等日本古代对外征伐的内容。1903年至1919年的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均将“神武天皇”“神功皇后”“元寇”“丰臣秀吉”“台湾征伐”“甲午战争”等列为各课大标题。1920年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大幅增加了“神武天皇东征图”“虾夷征伐要图”“甲午战争要图”“日俄战争要图”“大山岩大将进入奉天城”“欧洲大战地图”“我机袭击青岛无线电站”等近20幅战争插图。日本政府1943年开始要求中学历史课讲授“大东亚战争与皇国使命”等内容。

其次，贼喊捉贼，掩盖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在1903年至1945年间使用的历次国定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侵华战争，记述甲午战争时称“日本军舰在丰岛冲遭到清舰炮击，遂开战端”[124]，“九一八事变”的起因是“中国军队炸毁了南满洲铁路，我国不得已而出兵”[125]，“卢沟桥事变”缘于“中国士兵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向正在演习的我军开枪”[126]；将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记述为“与满洲国之亲善”[127]；对太平洋战争的记述为：“从400年前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俄国、美国频繁地侵蚀东亚。我国早已看透其野心，固守本国，激励亚洲各国，致力于驱逐欧美势力”[128]。总之，对日本近代以来挑起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或强调其虚假的被迫性，或美化其亲善性、解放性，对“侵略”只字不提。

上述“军国主义”的历史教育，诱使日本国民踊跃投身对外侵略战争，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第四，“排外主义”特征。

日本战前的历史教育经历了一个不断排斥、删减外国历史的过程。如前所述，1872年规定的小学历史教育中包括外国历史。然而，从1881年开始至二战结束，小学历史课中完全取消了外国历史，仅讲授日本历史。此后，外国历史仅在中学、师范学校讲授，其课时量总体上明显少于日本历史。而且，从1931年开始，中学历史课强调以“国史”首尾呼应，师范学校则明确要求“简略外国历史而更精深国史”。

此外，日本政府对外国历史中的西方历史、东方历史，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一是解释、批判西方历史。在西方历史中，西方国家由君主至民主的历史发展趋势显而易见，这便与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相矛盾。因此，日本政府1901年要求中学、师范学校历史教育“明国体特异之所以”，1911年要求“说明”与“国体相悖”的外国史，1937年要求“批判”与“国体相悖”的外国史。二是篡改、删节东亚历史。在东洋史中，韩国、中国等东亚国家历史悠久且曾惠及日本，这便与日本对外侵略的“大义名分”相冲突。因此，日本政府在1910年吞并韩国后，要求删除“朝鲜建国”，“将朝鲜事例移入日本历史”。1931年以后，中学、师范学校相继要求“简略”东洋史，并要求将地名、民族等历史名词“统一”为被日本侵占后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