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之初，日本政要便极为重视历史教育，并从政治意义上、军事意义上对其做了如下两方面的定位：

第一，培养“忠君爱国”的手段。

1879年，明治天皇在《教学圣旨》中明确要求小学教育“揭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以培养“忠孝之大义”，时任太政官参议、法制局局长的伊藤博文就此回应称：“政府唯应深刻留意，历史、文学、习惯、语言乃组成国体之元素，宜应爱护之，不可混乱之、残破之。”[113]也就是说，日本最高首脑将“历史”定位为“忠孝”“国体”的首要元素。随后，日本文部省便予以贯彻实施，如1881年规定小学“知晓教授本邦历史之宗旨，培养学生尊王爱国之志气”，[114] 1886年规定历史教科书的检定标准为“使学生了解本邦国体之大要”“奋起忠君爱国之志气”，[115] 1890年要求“（小学）尤应发扬尊王爱国之志气……主要以修身、日本地理、日本历史及日常必须之事为素材……”[116]

日本政府为何如此强调“忠君爱国”？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1886—1889年）在给政府的建议中写道：“盖国民笃忠君爱国之气……则精神所向、万派一注，可耐久忍难，同心协力，以兴事业……庶几将忠君爱国之意普及于全国……必多益于巩固国本、维持国势。”[117]换言之，早在明治初年，日本统治者便将历史教育视为统合国民、巩固国本的手段。

第二，发动对外战争的工具。

1890年3月，时任首相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中提出：“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保护上述利益线之外政，必不可缺者，一曰兵备，二曰教育……国之强弱，须以国民忠爱之风为元质……观欧洲各国，通过普通教育，根据其国语、其国家之历史及其他教学方法，在智力发展之初熏陶爱国之念，使之油然而成第二天性……国家之成为国家者，唯依此一大本质。”[118]所谓“保护利益线”即侵占朝鲜，山县的逻辑即是：要占领朝鲜，须以“国家之历史”培养国民的“爱国之念”，历史教育开始被纳入对外侵略的轨道。

通过历史教育培养国民的“爱国之念”、巩固国家发展，这固然无可厚非，但将其视为对外侵略的工具，便是非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