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教科书事件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背景之一仍然是政界攻击“爱国心教育”不足。1980年7月23日，法务大臣奥野诚亮在记者招待会上称“现在的教科书（回避了爱国一词）问题很大”[91]。同年10月15日，自民党议员三塚博在众议院文教委员会上对教科书提出非难：中学学习指导要领中要求“指导、记述爱国心”，但即将使用的中学社会科教科书中却没有爱国心的记述。“爱国”是“国家存立的基础”，同时“是对祖国的自发的热爱之情，国家的存在是靠国民对国家的爱来支撑的”。并强烈要求政府委员回答，对于这样的教科书“（文部省）是怎么检定的？”[92]在国会议员的发难下，自民党于同年10月在其教育问题联络协议会内新设“教科书小委员会”[93]，要对“现行教科书中没有‘爱国’、‘保卫国家’等记述的问题进行根本探讨。

与此同时，日本财界也开始批判当时的教科书。早在1980年8月初，日本贸易会及全日本广告联盟便指责“公民”教科书中有关综合商社及广告的记述有偏见。[94]同年11月，经团连的宣传机构——日本经济广报中心在《经济教育Ⅰ》与《经济教育Ⅱ》上发表文章，批评社会科教科书中过于丑化现代大企业的形象。[95] 1981年5月15日，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会长大槻文平在“日经连”第34次例会上发言，指责教科书中尊重个人、偏重权利的教育理念使利己主义扩散，并游说“国家的意义与重要性”，要求学校教育培养“保卫国家的气概”和“爱国心”。[96]

在上述政界、财界非难教科书的背景下，文部省在1981年检定新设立的中学课程——“现代社会”的教科书时，要求大幅度修改批判现代大企业、批判现行国家政策的记述。此外，文部省于1982年6月25日公布的教科书检定结果中，明确表示禁止使用“侵略”一词，历史教科书中将“侵略华北”改为“进出华北”，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为“对中国的全面进攻”，进而在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时称“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的损失也很大，于是日军群情激昂，杀害了众多的中国军人及平民”。[97]

日本政府以“检定”为名对教科书内容的干涉，不但遭到国内进步力量的反对，而且遭到中国、韩国、朝鲜、印尼等国家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1982年11月24日，文部大臣发表“关于历史教科书的谈话”，表示将在教科书检定标准中追加新的规定：“在处理与亚洲邻国的近现代的历史事件时，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观点出发给予必要的考虑”[98]，即所谓的“近邻诸国条款”。1983年6月30日，文部省公布了1982年下半年审定的社会科教科书的部分内容，其中有关中国、韩国关系的记述中，对“侵略”“三一独立运动”“创氏改名”“抓劳工”等记述，文部省没有附加检定意见。从80年代后期开始，教科书中关于侵略亚洲的事实的记述大幅度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