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次教科书事件。

第一次教科书事件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其背景是日本政府认为当时的“爱国心”教育不足。时任首相吉田茂在1952年9月1日的自由党议员总会和同年11月26日的第15次国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均强调培养重新武装之精神基础的爱国心的重要性，并称要培养爱国心，就必须强化“万国之冠的历史、美丽的国土等地理、历史教育”，必须向学生们讲述日本的国体和日本民族的优秀性。[87] 1953年10月，时任自由党政调会长的池田勇人与美国副国务卿罗伯逊会谈达成的共识中提到：“在日本创造日本国民增强对防卫的责任感气氛最为重要。日本政府所承担的首要责任，是通过教育及宣传，在日本创造使爱国心和自发的自卫精神成长的空气”。[88]同年，文部大臣大达茂雄对和平教育提出非难，指责当时的教科书中过于强调和平教育，是一种“偏向教育”。

1955年，日本民主党印发了宣传册《令人担忧的教科书问题》，攻击当时的小学六年级用教科书《光明的社会》过多地记述了侵略的历史：“该教科书的后半部分中，大部分是日本的‘大陆侵略史’”，“该教科书尽写着（日本是）东洋鬼子，作出了无休止的暴虐，欺负中国人民”，“这样果真能成为日本的教科书吗？”[89]于是，文部省在1955年审定教科书时，禁止使用“侵略”一词。曾任国民教育文化综合研究所所长（1995年）的日高六郎证言：“当时（1955年）我执笔写了中学三年级的社会科教科书，……我把日军在‘满洲’事变中采取的行动写为‘侵略’。文部省检定官员对此提出批评，要求改写为“进出”或“进攻”。结果，我们的教科书被判不合格，不能出版。”[90]

文部省要求删改侵略历史事实的检定，遭到日本进步学者的强烈反对，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时任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的家永三郎将其执笔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提交文部省检定，但在1952、1955、1957、1963、1964年的历次文部省教科书检定中均不合格，1965年6月，家永三郎教授向法院提起诉讼，告文部省对其教科书的检定违宪违法，要求国家赔偿损失，1967年6月提起第二次诉讼，要求取消检定处分。1970年7月，家永三郎在第二次诉讼中全部胜诉（东京地裁杉本判决）。此后的70年代，政府对教科书的检定在某种程度有所放宽，到70年代后期，终于逐渐出现了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