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教科书审定制确立以来至今，日本政府大致上三次不同程度地对教科书审定制度进行了修改。

第一，50年代中期的教科书制度改革尝试。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放弃对教科书的绝对统制，将国定制改为审定制，并非其本意所愿，而是在占领当局的主导下、在社会民主气氛高涨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正因如此，当被占领状态结束后，日本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政令咨询委员会”于1951年11月提出的《关于改革教育制度的咨询报告》中便建议：“关于教科书，即使以审定制度为原则，也要鉴于现在的情况，考虑由国家编成具有各种多样性的标准教科书，以图实现教科书的进步与提高”。[72]然而，当时日本民间的进步力量强大，使得日本政府未能修改教科书审定制。1955年第一次历史教科书事件的发生[73]，反映了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与进步力量在教科书问题上的公开对峙与较量。以此为契机，日本政府试图通过立法来改变当时的教科书审定制度，以加强对教科书的控制。1956年3月12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的《教科书法案》主要目的有二：第一，导入教科书调查官制度，以加强对教科书的审定；第二，废除学校选择，导入广域选择制度。[74]该法案遭到日教组等民间教育团体的激烈反对，最终成为废案。

日本政府在立法未果的情况下，通过以下措施来加强国家对教科书的统制。第一，改革教科书的审定程序。1956年10月10日，文部省创设教科书调查官制度，名额40人，对科书进行调查审议；同月19日，文部省改组了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大幅度增加该审议会分科会委员。上述教科书调查官及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委员，均由文部大臣任命，可想而知，文部大臣是不会任命反对其文教政策的民间民主人士的。也就是说，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措施，实际上将未获通过的教科书国家统制法案中加强教科书审定的目的具体化。第二，加强对教科书选定的控制。1957年，文部省通知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教科书的选择权在教育委员会”。文部省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1956年废除《教育委员会法》，地方教育委员会由公选制改为任命制，即中央文部省可以通过教育委员的任命来掌控地方教育委员会对教科书的选择。此外，从1957年开始，政府通过行政指导推进了广域选择，即将教科书选用区域扩大，这样文部省便可以通过行政指导，使更广泛的学校选用其希望的教科书。在这种情况下， 1964年4月1日，各都道府县成立教科书选定审议会。1964年4月3日，青森县教育委员会决定从1965年度开始实行全县选用1种小学教科书。

日本政府通过上述措施加强对教科书的掌控，其结果是使教科书的内容按照其所需要的标准编写，其主要倾向仍然是避免对日本国家不利的表述，而是加强了爱国主义的内容，甚至从1971年度使用的小学教科书中，小学6年级全体社会课教科书中均恢复了神话的内容。

第二，80年代末期的教科书制度改革。

80年代末年，日本政府大幅度修改了教科书审定制度。1989年4月，文部省全面修改了《教科用图书审定规则》《教科用图书审定标准》。新的教科书检定制度从1990年以后正式开始使用。

新的教科书审定程序规定：①简化审查手续，废除原来的初次审查、修改后审查的种类，取消了三阶段审查（初稿审查、内阅本审查、样本审查）；②废除“有条件的合格”，原制度规定对有的教科书可以判定其合格，但附加一定条件，待其修改后再最后判定合格；而新制度取消了该项，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只对教科书提出修改意见，对修改后的记述进行再次审查，最后才决定是否合格；③公开审定结果；④延长审定周期，将原来审定周期的3年改为4年。[75]

除改革教科书审定程序外，日本政府对教科书的选择进行了改革。1990年3月，文部省下属的“教科书选择方式调查研究合作者会议”提交了《关于教科书选择的方式（报告）》，提出以下具体的改革意见：①选择地区在选择教科书时，要参考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制定的选择标准、选择资料；②向各选择地区派遣不同课程的适当数量的调查人员，以充实调查研究体制；③改变教职员投票决定教科书的选择手续；④聘请学生家长代表担任教科书选定审议会、选择地区协议会的委员；⑤公布选择结果及理由、教科书选定审议会及选择地区协议会的委员名单；⑥配合教科书审定周期的延长，将教科书选择周期由3年延长至4年。[76]文部省在该建议下，部分修改了《义务教育诸学校教科用图书无偿措施法施行令》，并要求各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从1991年起，研究并切实改善教科书选择方式。

改革后的教科书审定制度，表面看来是更加简化、民主化、公开化，而实际上则是向着日本政府进一步控制教科书的方向发展。首先，名为简化手续，实则通过限制修改时间，使编写者不得不按照文部省的意图修改。原制度规定的修改时间为4—5个月，新制度则规定提交第1次修改表的期限为35天、第2次修改表的期限为35天，合计不足3个月。而且，对第1次修改表的反馈意见在1周至10天以后，而制作第2次修改表需要2周时间，因此，用于修改的时间实际上仅有20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编写方无法充分召开编辑会议，只能按照文部省的指示进行修改。其次，原制度中规定的“有条件的合格”一项，是以“合格”为前提提出“修改意见”“改善意见”的，因为该教科书已经被判定为“合格”，所以编写者对“修改意见”的执行便会有一定的余地，而新制度最后才判定教科书是否合格，于是，编写者为了获得通过，便不得不无条件地服从文部省的“修改意见”了。再次，新设立文部大臣的“劝告修改权”，即对于已经被审查合格的教科书，如果文部大臣认为其中有“妨碍学习的记述”，便有权“劝告其修改”。也就是说，即便文部省迫于压力通过了记述侵略战争的教科书，也可以在事后以“妨碍学习”为由下令予以“修改”，这就大大强化了文部省在非审定时期干预教科书的权限。最后，新审定标准中原来只规定遵循学习指导要领的“目标”与“内容”，而新标准则添加了是否遵循学习指导要领的“处理内容”。文部省可将其希望教授给学生的内容列入学习要领中的“处理内容”，然后根据此项，教科书编写者也不得不将该内容写入教科书。事实上，东乡等42个人物，便被列入了学习指导要领的“处理内容”中。

另就教科书的选择而言，如上所述，文部省秉承的原则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是加强由其任命的教育委员会的发言权；二是改变教师投票选择这一民主的方式。这两方面的措施，都有损于教科书选择的民主性与自由度。

第三，21世纪初的教科书制度改革。

21世纪初，日本政府进一步修改了教科书制度。2002年2月，文部科学省要求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从审定与选择两方面探讨修改教科书制度，该审议会于同年7月提出了修改建议。2002年8月，文部科学省根据审议会的建议部分修改了《教科书审定标准》，规定“从加深学生理解、根据兴趣与爱好扩大学习的观点，教科书中也可以记述学习指导要领中未做规定的‘发展性的学习内容’”。[77]并要求教科书在内容上要更加协调，以消除学生在理解学习内容上的障碍。2003年度，文部科学省根据新教科书审定标准，审定了中小学及高中的教科书，新检定标准下的教科书从2005年度开始使用。

至于何谓“发展性的学习内容”，文部科学省教育白皮书中有关教科书制度一节并未详加解释。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确立的基本教育发展方针，终身学习、国际化、信息化等均当属此列，而2006年12月修改的《教育基本法》中新规定的“爱国心”，也应属于“发展性的学习内容”。如是，日本政府便可在该新审定制度下，既将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国际化、信息化等内容充实到教科书中，另一方面也可以继续在教科书中加强“爱国心”教育的内容。而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加强“爱国心”教育的惯用手法之一，便是尽量压缩历史教科书中的对日本历史的负面描述，如“侵略”“慰安妇”“劳工”等，另一方面也开始允许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通过审定。

关于教科书的选择，2002年8月，文部科学省向各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下达通知，要求进一步改变教科书的选择，如充实调查研究所需的资料、明确市町村教育委员会与选择地区的关系、确保安静的选择环境等。[78]该通知看似中性、客观，而实际上，各地方在教科书选择上，正在根据文部科学省的“指导”，逐渐压缩民主方式，而加强行政干预的力度。例如，各教科书“选用地区”内可以通过不同方式选择教科书，原来有些地区在选用教科书时采取“学校投票方式”，即各个学校的教师们投票选择自己希望使用的教科书，获票最多的教科书便成为该采用区域的统一教科书，该方式最能反映教师的意见，以前东京等大城市大多采用该方式。但是，该民主的选择方式为日本保守势力所不容，从1999年9月至2000年4月的5个月间，东京都的中野区、足立区、墨田区、北区、大田区、五藏野市、江东、江户川、葛饰区、杉并区等区议会均采纳了要求废除学校投票方式的意见书；熊本县、长崎县、群马县、静冈县等县议会也均采取了保守势力提出的要求废除“学校投票方式”的意见书。2000年3月22日，东京都教育厅指导部长斋藤尚也在都议会文教委员会上宣布，将中小学的教科书选择制度改为都教科书选定审议会委员选定方式，废除教职员组合等关系团体的推荐方式。[79] 2001年2月13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都市町村协议会上指示“今后由市町村的教育委员会自行判定决定教科书，大家都要支持‘教育委员会’。[80]”地方教育委员会由文部科学大臣任命，加强教育委员会的教科书选择权，便是加强国家在教科书选择上的统制程度。

纵观战后以来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的演变，一个总体的趋势是：日本政府通过修改教科书的审定标准与审定程序、教科书的选择方式等，不断加强国家对教科书的行政干预，而缩减民间进步力量的发言权。日本政府加强对教科书的控制权，其目的是将教育内容置于其教育政策之下。日本的教育政策是为其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发展服务的，它要求教育培养出来的日本人既具有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知识与技能，同时也要热爱自己的国家，拥护、最起码是不反对日本政府的各项内外政策。这两方面的教育目的似乎均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日本政府为了培养其国民的“爱国心”，屡屡删除历史教科书中对培养国民“爱国心”具有负面意义的对外侵略内容、表述，甚至纵容以神话写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日本右翼文人组织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因此可以说，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是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