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前的历史教育，既发挥过统合国民的积极作用，又不断沦为统治者发动对外战争的工具，其遗毒甚至一定程度上仍然影响着当代日本国民的历史认识。

第一，统合国民的手段。

在日本近代国家的创建过程中，历史教育发挥了统合国民的重要作用。战前日本政府历次教育改革，必先强调“忠君爱国”，“历史”教育则为首要实现途径之一。例如，明治天皇1879年在《教学圣旨》中首次确立“仁义忠孝”的教育宗旨时，首列“揭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首先使其脑髓感觉忠孝之大义。”[54]即欲以历史人物培养现时之“忠孝”。1890年日本政府颁布《教育敕语》后，文部大臣大木乔任强调：“（小学）尤应发扬尊王爱国之志气……主要以修身、日本地理、日本历史及日常必须之事为素材……。”[55] 1917年首相寺内正毅要求改革教育，以“培养富于护国精神之忠良臣民”，[56]“临时教育会议”首先建议“要更加重视国史课”。1934年，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浸润贯彻尊皇爱国之日本精神”时，其措施为“须先奖励依据国史、国学及汉学之精神教育”。[57]“历史”教育成为统治者培养国民“忠君爱国”意识的首要手段。

那么，日本政府为何如此强调“忠君爱国”？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1886—1889年）在给政府的建议中阐述道：“盖国民笃忠君爱国之气……则精神所向、万派一注，可耐久忍难，同心协力，以兴事业。……庶几将忠君爱国之意普及于全国，……必多益于巩固国本、维持国势。”[58] 1887年，首相伊藤博文在主持建立近代立宪制国家时亦认识到：“国家体制”包括“国家意志”，其中特别强调“历史之紧要”，“须知振奋国家精神之第一方策，在于明晓历史。何为国家精神？乃国人目的一致、并锐意实现此目的之活泼团结气象。欲达此目的，须以国家既往之经历推定将来之方向，非此无他。”故“应改良日本历史教育”，“须（使日本人）知晓日本自身之特有文化。”[59]

也就是说，早在明治初年，日本统治者便确立了从“历史教育”到“国家精神”，再到“巩固国本”的基本路径。历史教育可谓“国家体制”之精神“软件”，统合国民之必须手段，对于日本近代国家的建立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当上述路径的终点不是“巩固国本”，而是“对外侵略”时，历史教育的作用便发生了质的变化。

第二，对外战争的工具。

在近代立宪制国家初步建立之后，日本政府就已将历史教育与对外侵略联系起来。1890年3月，时任首相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中提出：“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保护上述利益线之外政，必不可缺者，一曰兵备，二曰教育。……国之强弱，须以国民忠爱之风为元质。……观欧洲各国，通过普通教育，根据其国语、其国家之历史及其他教学方法，在智力发展之初熏陶爱国之念，使之油然而成第二天性。……国家之成为国家者，唯依此一大本质。”[60]“保护利益线”即侵占朝鲜，历史教育开始被纳入对外侵略的轨道。

从日本政府对外侵略扩张与改革历史教育的时间关系上来看，在甲午战争（1894—1895年）前后，先后修改了小学（1890年）、师范（1892年）、中学（1901年）的历史教育；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前后，实施了小学历史教科书“国定制”（1903年）、小学历史课“义务制”（1907年）；在日本吞并朝鲜（1910年）之后，相继改革了师范（1910年）、中学（1911年）的历史教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之后，第三期国定历史教科书大幅度加入了“神”“军”的内容（1920年）；在侵占中国东北（1931年9月）之前，改革了中学、师范的历史课（1931年1月）；在全面侵华（1937年7月）之前，再次改革中学、师范的历史课（1937年3月）；在对英美开战（1941年）前后，改革了小学（1941年）、中学（1943年）的历史教育。历史教育的所谓“改革”始终与日本的对外扩张相伴左右。

在上述历次改革中，日本政府不断强化“神国”内容，使国民相信对外战争的“神命”与“神佑”；不断加入“保护韩国”“保全中国”“大东亚共荣”以及“欧美之东亚侵略”等内容，使国民相信对外战争的“正义”性；而批判西洋历史、篡改东亚历史的内容，则使国民丧失了比较判断的能力。日本政府正是通过这样的历史教育，使国民自发、积极地投入对外战争。历史教育成为日本不断推进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

第三，否认侵略的根源。

反动的战前历史教育，在日本战败之初曾受到美国占领当局、日本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批判。然而，当被占领状态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历史教育问题上复趋保守，开始不断否认战前的侵略历史。其突出表现为三次由日本政府主导的“历史教科书事件”，即1955年文部省审定历史教科书时禁止使用“侵略”，1982年审定时要求将“侵略”改为“进入”，2001年审定时要求删除“从军慰安妇”的记述，并批准了否认侵略战争的右翼历史教科书。[61]

之所以出现上述否认侵略历史的“逆流”，学界一般认为，主要是因为接受战前历史教育的右翼政治家们重返或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在历史教育问题上并未真正深刻反省。但本文认为，其更深刻的根源在于，日本战后的执政者仍然认同战前历史教育的“国民统合”功能，将其作为培养国民“爱国心”的重要手段，以获得国民对其推行右倾化政策的支持，最终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目的。例如，在第一次事件之前，首相吉田茂1952年曾公开强调“历史教育”、“爱国心”与“重新武装”的密切关系。他指出：“日本的重新武装……须从精神与物质两方面计议。在精神方面，我国的教育并未讲授日本的历史与地理，因而无法培养爱国心。只有向青年彻底讲授日本历史冠于万国、日本国土世界最美，方能培养爱国心。”[62]在第二次事件之前，众议院议员三塚博1980年在众议院上责难历史教科书中没有记述爱国心时强调：“为了使日本成为美丽的宜居国家，首要的是应教育日本人热爱国家，为日本而认真工作。”[63]通过历史教育培养“爱国心”本无可厚非，然而，其与战前一脉相承的抹杀历史事实、否认侵略历史的做法，仍然违背了历史教育的客观性和正义性。

总之，日本战前的历史教育，固然有利于国家统治。然而，其“神国主义”特征造成了历史教育的“虚构性”，违背了历史的“科学性”；其“皇国主义”特征造成了历史教育的“君主性”，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民主性”趋势背道而驰；其“排他主义”特征造成了历史教育的“片面性”，违背了历史的“客观性”；其“军国主义”特征造成了历史教育的“侵略性”，丧失了其本应伸张的“正义性”。这种反科学、反民主、非客观、非正义的历史教育，必然随着对外侵略的失败而最终宣告终结。在日本战前历史教育的遗毒尚存的今天，总结其教训及危害，当有益于促使日本反省历史、亚洲受害国家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