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的半个多世纪期间，随着内政改革的推进与对外扩张的展开，日本政府不断修改历史教育，以适应其内外政策的需要。根据教育宗旨与教育内容的变化，日本战前的历史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72—1890年），从《学制》颁布到《教育敕语》出台，历史教育公开打出“尊王爱国”的宗旨。

维新伊始，明治政府积极推行“文明开化”政策， 1872年颁布的《学制》颇具自由色彩，同年所颁《小学教则》规定的历史教育也相对开放。高等小学（4年）后两年要求讲授《万国史略》《五洲记事》，当时“最为普及”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史略》（共4册、文部省1872年出版）中两册为“西洋”史，外国历史较受重视。另一方面，高等小学前两年要讲授《王代一览》《国史略》，上述《史略》第一册为“皇国”史，虽然内容不多，但“要求幼童背诵”，显然，本国史更居优先地位。[38]换言之，在明治初年，历史教育既有兼顾“外国”的开放性，也有强调“王代”“皇国”的保守性。

1879年以后日本的教育政策整体上趋向保守。该年，明治天皇颁布《教学圣旨》，批判此前“驰于文明开化之末”的流弊，宣布此后的教育应以“仁义忠孝”为本。基于此，文部省于1881年5月颁布《小学教则纲领》，阐明了根本性的教育宗旨。其明文规定“凡讲授历史时，……特别要培养尊王爱国之志气”，要求“讲授日本历史中建国之体制、神武天皇之即位、仁德天皇之勤俭、延喜天历之政绩……王政复古等重要事实”。[39]小学历史教育开始以“尊王爱国”为宗旨，同时完全删除了外国历史。

进而，从1886年开始，小学必须使用文部省“审定”的历史教科书，其审定标准为“了解本邦国体之大要”“激发忠君爱国之志气”。[40]翌年，文部省公布《小校历史编纂宗旨》，要求“编纂时应着力揭示王室之隆替”，“教育小学生背诵历史时，不可忘记自然培养其尊王爱国之情”；所列75条“日本历史”编纂目录中，直接以天皇或皇后为题者7条（约占10%）。[41]“尊王爱国”的宗旨进一步贯彻到了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内容中。

第二阶段（1890—1917年），从《教育敕语》颁布到“临时教育会议”设立，历史教育开始强调“皇国”与“军事”的宗旨与内容。

1890年10月，日本政府颁布《教育敕语》，明确规定了“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最高教育宗旨。这一宗旨，既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表达了“皇国”内涵，也以“缓急”“义勇”隐喻了军事目的。基于该宗旨，日本政府先后颁布或修订了《小学教则大纲》（1891年）、《普通师范学校课程及程度》（1892年）、《中学令施行规则》及《中学教学要目》（1901年）、《小学校令》（1903年、1907年）、《师范学校教学要目》（1910、1911年）、《中学教学要目》（1911年），[42]相继修改了各级历史教育的宗旨、内容及课程设置等。

在教育宗旨上，开始强调“国体”。1891年小学“日本历史的宗旨是让学生知晓本邦国体之大要、培养国民之志操”，1892年师范学校历史课要求“特别致力于明辨我国体、振奋尊王爱国之志气”，1901年中学历史课要求“明国体特异之所以”。所谓“国体”，即指“奉戴万世一系之天皇”。[43]历史教育宗旨在“尊王爱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万世一系”之“国体”。

在教学内容上，“皇国”内容进一步加强。1891年小学、1892年师范学校历史教学大纲中均新增了“皇统之无穷”“历代天皇之圣业”的内容；1901年中学历史教学目录中，日本古代史直接出现天皇或皇后的条目约占29.3%（1910年提高到29.8%）、近现代史约占14.1%；1903年小学历史课采用“国定”教科书后，[44]第一期（1903年）第一卷以“皇”为标题者占45%、第二期（1909年）第一卷约占43.5%。[45]进而，1911年发生“南北朝正闰问题”，即原先各级历史教育中均讲授两个天皇并立的“南北朝”历史，但这一记述“一见即想到天有二日、国有二王”，与“万世一系之国体”相矛盾，于是，日本政府将各级历史教育中的“南北朝”均改为“吉野朝廷”。[46]

另一方面，历史教育开始纳入对外扩张的军事内容。1891年小学、1892年师范学校的历史教学大纲中先后新增“国民之勇武”“武备之张弛”的内容，1901年中学历史大纲中开始列有“日本武尊”“韩土内附”“越虾夷征伐”“武人之登用”“朝鲜征伐”“海防策”“甲午战争”等军事条目。1903年以后开始使用的第一、二期小学国定历史教科书中，均列有记述古代天皇与皇后率军征讨熊袭、虾夷、朝鲜的“日本武尊”“神功皇后”两课，记述近代对外侵略的“台湾征伐”“甲午战争”两课，第二期开始增加“日俄战争”一课。[47]进而，日本1910年吞并韩国后，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学及师范学校历史教学目录均新增“韩国合并”一项；师范历史课更是篡改朝鲜历史，将“韩土叛服”“韩土离叛”改为“韩土变迁”，删除“朝鲜建国”，并“将朝鲜事例移入日本历史”。与此同时，1910年的中学历史教学目录新增加了英俄法之“东方经略”“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内容，开始强调“列强对清国之压迫”。

在课程设置上，更进一步强调“日本历史”。1891年，日本政府将原高等小学的“历史”必修课改称“日本历史”，同时将“日本历史”增设为普通小学的选修课。从1907年开始，进一步规定“日本历史”课为普通小学的必修课。

第三阶段（1917—1937年），从“临时教育会议”到“教育审议会”设立，历史教育进一步凸显了“神皇”“军国”色彩。

面对一战后列强争霸加剧的形势，日本政府先后设立了直属首相的教育决策机构——“临时教育会议”（1917—1919年）、“文政审议会”（1924—1935年），旨在改革教育，提高国力，跻身于列强之列。其间，日本政府于1920年大幅度修改了小学国定历史教科书，1925年修改《小学校令》、师范学校“规程”及“教学要目”，1927年修改《中学校令施行规则》，1931年3月修改《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师范学校规程》、师范学校及中学的“教学要目”，[48]进一步修改了各级学校的历史教育。

在教育宗旨上，“临时教育会议”1917年、1918年先后建议：“要坚决维持国体之尊严”，须“在教育少年时期深刻沁入畏吾帝室、尊吾帝室之观念，……要时常教育学生于心底常浸润我国体实异于各国、体会我皇室对国民之可贵。”为此，要“更加重视国史课，在儿童脑里贯彻建国之精神、国体之要义，以资国民道德。”[49] 1927年中学、1931年师范学校的历史课均新要求“知晓国体无比尊严之所以”。对于“国体”，进一步要求达到“敬畏”“无比尊严”的程度。

教育内容上的改革，突出表现在1920年出版的第三期国定历史教科书中。该教科书大幅度渲染了“神皇”色彩。譬如第1课“天照大神”，较之前两期更加“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天照大神躲进“天之岩屋”、在众神取悦下出“岩户”的过程。记述“神武天皇东征”时，新增“金鸡”神话：“霎时间乌云满天，突降冰雹，不知何时一只金鸡停于天皇所持弓箭前端，其光强耀，坏人目眩而不能战……”记述“神功皇后征三韩”时新增：“新罗王惊称：闻东方有日本神国……今日来者必为日本神兵。”开始间接称日本为“神国”。[50]同时，教科书的军事色彩也进一步加强。如大幅度增加了“神武天皇东征图”“虾夷征伐要图”“甲午战争要图”“日俄战争要图”“大山岩大将进入奉天城”“欧洲大战地图”“我机袭击青岛无线电站”等近20幅战争插图。该期教科书在战前历时最长（至1934年、1935年），其生动的记述及插图，使学生更为深入地接受了“神皇”和“军国”内容的熏陶。

在课程设置上，日本政府1920年将小学历史教科书名称由“日本历史”改为“国史”，1925年、1926年、1927年又分别将师范学校、小学、中学的“日本历史”课名称改为“国史”，均强调“国”的意识。1931年改革的中学历史课分为甲、乙两类，甲类课程“自国史开始，后进入外国史，进而以国史终结”，即以“国史”首尾呼应，乙类课程亦要求“以文化为中心的国史终结”；1931年师范学校历史课则明确要求“稍简略外国历史而更精深国史”“讲授东洋史时，重视与我国有关之事项，……其他则简略”。

第四阶段（1937—1945年），从“教育审议会”设立到二战结束，历史教育中的“神国”“军国”内容被极端强化。

1937年日本政府设立直属首相的教育决策机构——“教育审议会”，全面改革教育，以备扩大侵略战争。在该审议会首次会议上，时任首相近卫文麿要求：“现时之教育……要更加贯彻国体之本义”。[51]何谓国体？日本政府解释称：“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之神敕永远统治之，此乃我万古不易之国体。”[52]可见，此时的“国体”，除了此前一贯强调的“万世一系”，新增了“神”的含义。为了贯彻该宗旨，日本政府先后于1937年3月修改《中学教学要目》《师范学校教学要目》，1941年3月新颁《国民学校令》《国民学校令施行规则》，1943年1月及3月新颁《中等学校令》《中学校规程》，对战前的历史教育进行了最后一次改革。

在教育宗旨上，一是强调“明征国体本义”。该宗旨最早出现于1937年的中学、师范学校历史教学大纲中，旨在渲染“神皇”统治，同时要求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批判”有悖“国体观念”的外国史。二是要求“明确肇国精神”。1937年中学、师范学校历史教学大纲中均新增该要求，并解释其意为“保持宇内为家、正义布于四海”；1941年小学、1943年中学的历史课进一步要求“自觉皇国之历史使命”。

在教育内容上，一是强调日本为“神国”。1937年中学、师范学校的历史教学要目中均新增“敬神崇祖”“敬神尊王”的内容。第五期（1940年、1941年）小学国定历史教科书将日本历史的开端由“天照大神”上溯到“伊奘诺、伊奘冉”二神，同时在卷首刊登“神敕”全文，并始称“天皇为现御神”；第六期（1943年）上卷第1课标题即为“神国”，并描述了“神生”日本各岛的过程。二是强调日本对外战争的“正义”与“神佑”。1943年中学历史教学要目中新增“东亚之共荣”“欧美之东亚侵略”“大东亚战争与皇国使命”等内容。第六期小学国定历史教科书新增记述：“神武天皇定都橿原，欲以该都为中心宣扬天照大神之大御心，遂命‘掩八纮而为宇’。”意指日本对外武力扩张自古便出于“神命”。关于元军攻打日本，第五期新增小标题“神风”，第六期列为大标题，并记述称：“大日本乃神国。……能安度该大难，唯神国使然。”[53]旨在强调日本对外征战自古便有“神佑”。

在课程设置上，1937年中学历史课全部以“国史”首尾呼应，且“选择国家本位之重要事项”，特别要求删除东洋史中“不重要的历史名词”“地名、民族等尽量统一为今日我国惯用名称”。1943年，中学历史课中的“国史”改称“皇国”。

此后，随着战争的节节失利，日本政府从1943年3月开始陆续将学生“动员”到战争体制中，1945年3月明令停止学校授课，各级历史教育自然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