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国定制”导致了教科书业界的利益垄断，加强了日本政府对国民意识形态的统治，培养了“忠君爱国”的臣民，扼杀了教育的自由发展。国定教科书成为战前日本政府推行皇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有力武器”。

第一，导致教科书产业界的利益垄断。

早在小学教科书“国定制”确立之前，教科书出版社就对政府决策颇具影响力。1896年，帝国议会首次建议修身教科书采用“国定制”时，有议员担心该议案“与出版社利益密切相关，如果出版社稍加活动，此案将即刻崩溃”。[20]实行“国定制”之后，文部省制定并多次修改了《小学教科书翻刻发行规则》，通过逐步指定国定教科书的翻刻发行商，来确保教科书出版界的利益垄断。1903年4月，文部省批准的小学教科书翻刻发行商共19家，其中14家的发行份额又全部授予“日本书籍株式会社”（1903年9月成立于东京），同年12月另外2家的发行份额亦加入其中。于是，“日本书籍株式会社”拥有16家翻刻发行商的份额，该社1904年共制造销售教科书1973万9940册，占当时19个发行商总份额的89%。[21] 1905年5月，文部省批准的翻刻发行商减至10家。[22] 1909年10月，文部省进一步减少了翻刻发行商的数量，将国定教科书的翻刻发行委托给“日本书籍”“东京书籍”“大阪书籍”三家出版公司，其翻刻发行图书的比例分别为40%、40%、20%，教科书的销售交由“株式会社国定教科书共同贩卖所”。[23] 1930年5月，文部省取消了“共同贩卖所”，要求三家出版社将图书直接发行给文部大臣指定的区域，即“日本书籍”供给北海道厅等15个县，“东京书籍”供给埼玉县等20个县，“大阪书籍”供给大阪府等12个府县。[24]可见，伴随着教科书“国定制”的进一步推行，教科书产业的垄断日益加剧，甚至早在1909年的《教育时论》上便刊文称：“传闻当今小学教科书的印刷出版应成立一大出版社托拉斯”。[25]

教科书业界的利益垄断，产生了诸多弊端。1909年3月，有议员在帝国议会上批判道：翻刻发行商以“几乎专卖的权利”，垄断着对全国500万小学生的教科书供给，产生了教科书价格高、供给不足等“诸多弊害”，翻刻发行商几乎获得了30%以上的利益，教科书使用方却不得不支付40%的暴利。[26]

第二，加强了国家对国民意识形态的统治。

众所周知，189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教育敕语》，要求全体国民都具备“克忠克孝”“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皇国主义”意识形态。加强这一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之一，便是推行教科书的“国定制”。日本政府通过国定修身、历史、国语等教科书，将大量“皇国”意识从小便灌输到日本人的头脑中，使其成为日本人的“第二天性”。例如，在五期国定小学修身教科书中，均全文刊载了《教育敕语》全文，第一期刊于卷末，第二期以后刊于卷首，并在小学六年级最后三课单独讲授，要求全体学生反复背诵并默写全文。在战前的国定历史教科书中，各期均刊登了历代“天皇在位表”及记录皇室主要事件的“御历代表”，“旨在使学生学习天皇名”。[27]国定历史、修身教科书还极力宣扬“神国”意识。前三期的国定历史教科书均以“天照大神”为日本历史之开端，第五期以后的修身、历史教科书则进一步强调“神生日本”“日本是神国”[28]。“神国”意识是“皇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在强调天皇的“君权神授”，第五期五年级修身教科书中更直接称天皇为“现人神”。[29]国定教科书中所描绘的历史上或现实中的日本人，从小便自发地为了“现人神”天皇而献身，认为日本国民负有对外武力扩张的“神圣使命”，相信日本自古便受到“神佑”。于是，“接受如此教育的国民，手持竹枪向现代兵器挑战，在门柱上张贴防弹护身符，相信神风会带来最后胜利等。”[30]“国定制”教科书下走出来的日本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了日本对外侵略的“炮灰”。

日本政府之所以能够将国民引向到对外侵略战争，正是“得益”于上述“皇国主义”意识形态，而形成这一意识形态的最主要途径，便是教科书“国定制”。日本学者也承认：“小学教科书的国定制，与天皇制国家相适应，……对于其统治性意识形态的教育而言，是唯一的、最坚固且有效的措施”。[31]

第三，扼杀了教育的自由发展。

各期国定教科书均由日本文部省组织编写、出版，全国各地必均须使用相同的教科书。于是，作为教育者的学校、教师，无法根据当地及学生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教科书。身处教育第一线的教师更无权批判国定教科书，只能“照本宣科”地讲授国家规定的内容。日本政府仍嫌不足，1935年2月，文部省规定中学入学考试的考题不得超出小学教科书的范围，变相禁止教育者向学生讲授超出教科书范围的内容。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更无权、也无意识自由选择符合真理的教科书，甚至不得不无条件接受被歪曲的事实。除了前述虚构日本历史起源的“神国”内容外，最显著的事例是1910年的“南北朝正统论争”。当时的国定历史教科书中以“南北朝的并立”为题，记述了日本历史上同时存在两个天皇的史实，这与皇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万世一系”思想相矛盾，于是，日本政府特别修改了国定历史教科书，将“南北朝”从国定历史教科书中抹掉，改记为尊承皇统的“吉野朝”。可见，在教科书“国定制”下，教育已经丧失了“追求真理”的自由。

日本朝野也曾尖锐地批判过教科书“国定制”的弊端。1903年5月，有议员在帝国议会上公开质问：“官撰教科书岂不损害国运之进步？”[32]翌年12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有议员批判道：“仅小学教科书中就有270余处谬误”，甚至连天皇即位的年号、宪法颁布的年代也搞错，国定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令人惊讶，称国定教科书“实乃出于非立宪道德原则”。[33]民间也展开了对教科书“国定制”的批判。1908年11月，《教育时论》上刊文道：“现行小学教科书国定制度，与此前制度相比，除了定价便宜外，对于小学教育无一利处……自采取国定以来，教科书的进步改良即告停止，不仅如此，以不符合时势之图书教育数百万小国民，其当前之弊害，稍有志于教育者即可看透。”[34]翌年2月，《新教育》刊发专刊《反对教科书特集》，其中列举了大日本教育团揭露的“现行教科书国定制度之弊害”，包括“杜绝著者及出版者的竞争，妨碍了教科书的改良进步”、“教科书官撰仅有一种，使教育者的批评眼光钝化”等。[35]然而，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个别政治家或民间学者，毕竟无法阻止教科书“国定制”的推行，更无法阻止日本走向皇国主义、军国主义泥沼的步伐。

综上所述，日本战前教科书“国定制”的确立，并非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根源、经济动因。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机构教科书“国定制”的确立，分别在日俄战争、日美战争前后，足见“在国家与教育的关系中，权力统治的程度同教科书与国家间的距离成正比”，[36]教科书制度与日本的国家走向密切相关。因此，考察日本战前教科书“国定制”的背景、过程及影响危害，有利于加深对日本教科书制度的认识，也有助于了解教育在日本战前对外侵略扩张中发挥的作用。另外，考察日本战前教科书制度的政治、经济要素，也有助于深入观察日本当今的历史教科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