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时期，在被占领状态结束的政治背景下，女子教育出现了与民主化背道而驰的“逆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下，女子教育实现了迅速“成长”。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领域也出现了新的男女不均衡现象。

一方面，1951年被占领状态结束后，女子中等教育领域出现了“男女共学”弱化、“家庭课”女子必修化等反民主化的“逆流”现象。“男女共学”制是在外压下被动确立的，被占领状态结束前后，日本朝野开始反对甚至主张取消该制度。1950年的调查显示，51%的公立初中、高中反对共学，理由是“设备不全、为时尚早、影响风纪、男子女性化、女子男性化”等。[216] 1953年以后，山梨、青森、岐阜、福冈等地的中学开始恢复“男女别学”。1961年以后，有的学校名为“男女共学”，实则男女分班，或只招收男生或女生，实行变相的“男女别学”。“家庭课”在战后初期的小学、初中及高中均开设，要求男女共修。然而，文部省在此后通过历次课程改革，逐渐将其改为女子必修。初中“家庭课”1949年要求女生主要选修“家庭课”，1958年要求男生学习电器、机械等生产技术性科目，女生学习被服、食物等生活技术性科目。高中“家庭课”1956年“希望”全日制普通课程的女生习修“家庭课”4学分，1960年要求“普通专业”的女生必修“家庭课”，1970年规定所有课程的女生均必修“家庭课”（1974年实施）。“男女别学”与“家庭课”的女子必修化，固然可以“高效”地培养出产业发展所需的男性人才、经营家庭所需的女性人才，但却违反了“教育机会均等”原则，是在民主化方向上的倒退。

另一方面，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女子中等、高等教育得以快速发展。在后期中等教育方面，高中女在校生人数由1960年的148.3万人增至1975年的214.8万人，15年间规模扩大了66.5万人；女子的高中入学率由1950年的36.7%增至1970年的82.7%（开始超过男生的81.6%），1975年进一步提高到93.0%（仍然高于男生的91.0%），[217]女子后期中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在高等教育方面，女子短期大学由1954年的111所增至1960年的140所，女子大学由1955年的32所增至1969年的82所；[218]高等教育机构的女在校生人数由1960年的14.2万人增至1975年的67.5万人，15年间规模扩大了53.3万人；女子的大学与短期大学本科合计入学率，由1955年的5.5%提高到1970年的17.8%、1975年的32.4%，[219]实现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与此同时，女子高等教育也出现了新的男女不均衡现象。一是女子的高等教育水平低于男子。女子多考入二年制短期大学、男子多考入四年制大学。1975年，女子的短大本科入学率（19.9%）远远超过男子（2.6%），而其大学入学率（12.5%）却大大低于男子（40.4%）。[220]高等教育内部出现了“女生短大、男生四大”的结构性差距。二是女子所选专业偏向于文科。1964年，大学本科女生最多的前三位专业依次是文学（5.7万人、占45.5%）、教育（2.8万人、占44.9%）、家政（1.2万人、占99.8%），短大女生最多的专业为家政（4.8万人、占99.9%）、文学（2.3万人、占90.3%）、教育（0.9万人、占99.2%），工学专业的女生在大学及短大分别仅占0.4%、2.2%，家政专业则几乎全部为女生；1975年，大学本科女生最多的专业仍然是人文科学（12.9万人）、教育学（7.0万人）、社会科学（5.3万人），理学仅7244人、工学2899人。[221]女子高等教育中的重文轻理现象严重。

该时期，女子教育的快速“成长”，适应并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中等、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逆流”与不均衡现象，也为女子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