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还通过“历史教育”[291]“奉仕活动”“天皇节日”“国旗国歌”等内容，进一步贯彻“国家”教育目的。

“奉仕”是日本政府战前培养国民“奉公灭私”意识的口号，而该时期则将此前的“志愿者活动”直接改称“奉仕活动”，并逐步加以法制化。例如，“教育改革国民会议”2000年12月提出的17条改革建议中的第3条为“使全体进行奉仕活动”，建议中小学生每年进行为期2周、高中生为期1个月的共同生活，以参加奉仕活动；社会各界专家及青少年活动辅导员等负责指导社会奉仕活动，家长及教师也要努力在各种机会中参加社会奉仕活动；探讨将来年满18岁的青年均在一定期限内参加环境保护、农活、老年人护理等各领域的奉仕活动，迅速建立社会机制，以便使学校、大学、企业、地区团体等合作实现之。[292]于是，文部科学省2001年制定的《21世纪教育新生计划》中将“社会奉仕活动”确定为主要课题之一；同年7月修改的《学校教育法》与《社会教育法》中规定“要综合加强志愿者活动等社会奉仕和实践活动”；2008年的新学习指导要领要求“充实体验活动”，其中规定“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社会性与丰富的人性，根据其发育阶段，重点推进集体住宿（小学）、职场体验活动（初中）、奉仕体验活动及就业体验活动（高中）。”[293]

文部科学省从2002年开始实施“地区与学校联合推进奉仕活动·体验活动事业”，从2005年度开始实施“地区志愿者活动推进事业”，大力推广“奉仕活动”。地方政府也建立起了“奉仕活动”推进体制，各都道府县、市町村等地方政府均建立了“志愿者活动协议会”，由政府与相关机构及团体共同策划并制定推广“志愿者活动”的具体措施与活动项目，同时建立了“志愿者活动支援中心”，为实施志愿者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团体提供信息，并为学校及个人联系志愿者活动的场所等，截止到2002年度，日本全国都道府县政府都建立了上述两类机构。文部科学省进而从2002年起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奉仕活动、实践活动推进协议会”，中央政府的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内阁府等与全国规模的相关团体共同协商如何推广与普及“奉仕活动、实践活动”。“奉仕活动”在被义务化的过程中，日益成为培养“国家”意识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国家节日方面，将“昭和日”法制化。昭和天皇1989年去世后，不能再将国民节日“天皇生日”定为4月29日，而应将平成天皇的生日（12月23日）确定为国民节日。于是，日本政府内外的右倾势力建议将4月29日定为“昭和日”，而朝野的民主力量则批判此举有歌颂昭和前期的错误道路之虞，坚决反对，双方斗争妥协的结果是将昭和天皇的生日4月29日确定为国民节日“绿色日”。该时期，日本政府内外的右倾势力又重新提议，先后于2000年、2002年、2004年三次向国会提案修改《国民节日法》、确立“昭和日”。2005年，日本第162次国会批准修改《国民节日法》（从2007年开始实施），最终将4月29日新设为国民节日“昭和日”，2007年4月29日开始改称“昭和日”（将5月4日定为“绿色日”）。“昭和日”既纪念昭和天皇，也纪念日本国家在昭和时代的历史，是加强国民“国家”观念的途径之一。

在国旗国歌方面，1999年《国旗国歌法》公布实施后，教育行政当局继续处罚在学校各种仪式上反对悬挂国旗、合唱国歌的教师，2000年度因“国旗国歌等”受到处分的公立学校教师共265名、2003年度200名、2004年度135人，2006年度98人（其中停职3人、减薪17人、警告38人、训告58人）[294]。被处罚人数的逐年减少，说明教育界敢于主张“个人”、“人格”教育目的的力量越来越小，日本政府日益强制性地贯彻“国家”教育目的。

在社会教育领域内，文部科学省还通过开展防范、防灾等公共课题的学习，以“涵养‘公共’精神”。[295]

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及相关措施都表明，在教育的各个领域内，“公共”“国家”的内容在逐渐加强，而真正的“个人”“个性”却在相对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