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时期，经济界、政界均积极参与并主导着教育行政，而以日教组为代表的民间教育力量却逐渐分化、衰弱。

一是经济界对教育行政的干预。1985年3月，经济界的教育政策调查研究机构——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被称为“财界教育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教育改革建议报告《面向21世纪思考教育》，提出了经济界关于全面改革教育制度的要求。经济界还通过参加政府的教育政策审议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使其要求反映到教育政策中。例如，临教审会长冈本道雄（原京都大学校长）、代理会长石川忠雄（庆应大学校长）均为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综合委员，并参与制定了该协议会上述报告《面向21世纪思考教育》。临教审的25名委员、20名专门委员中，7人是经济调查协议会“面向21世纪思考教育”专门调查委员会成员，另外还有财界7人。[231]可以说，临教审制定的教育国策是经济界主导的，它反映了经济界对教育的根本要求。教育行政与经济界结合遂产生腐败，在1988年被揭露的日本战后最大的政治资金丑闻——“利库路特案”中，原文部次官高石邦男、原文部大臣森喜朗等教育行政官员涉嫌该案，1989年3月，高石邦男被捕，同年4月，文部省因利库路特案而更换官房长官、终身学习局局长、初等中等教育局局长。

90年代后期，教育开始被纳入经济改革、财政改革中。日本内阁会议于1996年12月制定了《经济结构变革与创造项目》、1997年5月制定了《经济结构变革与创造行动计划》，开始推行经济结构改革，其中与教育有关的部分是要求改革大学教育，促进学术研究，通过培养人才与完善研究开发环境来创造新产业，从而促进经济结构改革。[232] 1997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又制定了财政改革方案《关于推进财政结构改革》，其中与教育有关的是对文教预算的改革，计划由教育受益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三方共同负担费用，教育经费的改革范围涉及义务教育、国立学校、私立学校等方面。[233]

二是教育改革成为政治及行政改革的重要一环。一方面，教育受到日本首相的高度重视。1983年12月，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在鹿儿岛发表演说时，提出了包括学制改革的《教育改革的七大构想》，进而于1984年2月的第101次通常国会上，将“教育改革”列为政府的三大改革之一（第一是行政改革，第二是财政改革）[234]，在1985年1月的第102次通常国会上提出：“我相信，教育改革的实现，在处于历史转折的今天，是重要的政治使命。”[235] 1997年1月，桥本龙太郎内阁将教育改革列为“六大改革”之一（前五项改革为行政改革、金融改革、经济结构改革、财政结构改革、社会保障改革）。

90年代末，教育也成为行政改革的一环。日本政府1997年3月修改的《规制缓和推进计划》（1995年3月内阁会议制定）中，在原有的10个领域之外首次单独列出了教育领域，具体的教育规制缓和项目包括放宽学校选择、放宽初中毕业程度认定考试报考资格、放宽对课程编制的限制、扩大高中阶段校外活动的学分认定、促进录用社会人教师、高等教育运用多媒体、明确大学的占地面积标准等。[236]教育领域的“规制缓和”，即要改变“行政官厅与学校间的各种制度关系”。[237]

三是民间教育力量的分裂与削弱。“日教组”作为民间最大的教师组织，在日本战后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时期，“日教组”主要通过研究制定教育政策、组织游行集会等方式，反抗日本政府改变战后初期确立的“民主”教育制度的各项措施。例如，日教组先后设立了第2次教育制度研究委员会（1981.12）、“教育改革研究委员会”（1985.2），提出了教育制度改革建议报告《现代日本的教育改革》（1983.7）、《如何改革日本的教育》（1987.6），提出了与日本政府的改革方案相反的教育改革建议。此外，日教组1984年6月在东京明治公园召开“反对‘教育临调’、将教育置于国民手中的中央集会”（5万人参加），1988年5月组织了反对临教审相关6法案的29分钟罢课。

与此同时，日教组开始分裂并发生转变。1986年9月，日教组主流派（社会党派系）与非主流派（共产党派系）围绕着下届委员长的人选问题而斗争激化，非主流派1989年11月另成立“全日本教职员工会协议会”，日教组分裂。分裂后的“日教组”改变了原活动方针与立场，在1990年6月的定期大会上，将原来的“反对、粉碎、阻止”路线，改为“参与、建议、改革”口号，1992年删除了其章程中“罢工行为”的表述。1995年4月，日教组的“21世纪构想委员会”最终报告中提出，要和“文部省、教育委员会共同作为社会性伙伴发挥作用。”[238] 1995年定期大会后，日教组与财界四团体共同主办“思考21世纪的社会与教育”等教育改革论坛。1997年3月7日，日教组正式取得法人资格，由战后一贯反对政府教育政策的民间团体，转变为附和政府及财界教育政策的“合法”组织。

原日教组非主流派1989年11月成立“全日本教职员工会协议会”后，1991年3月成立新的教师工会组织——全日本教职员工会（简称“全教”），该组织在31个县设有支部，于1991年4月1日正式开展活动。“全教”秉承了日教组原来反对政府教育政策的宗旨，成为民间与文部省对抗的最大组织。“全教”1997年6月召开的第11次定期大会上仍然写着：反对不要教育和福利、牺牲劳动者和国民、为大企业服务、追随美国的“一切由执政党决定”的政治；为纪念宪法公布50周年，“不再把学生送上战场”，反对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撤销军事基地，废除安全条约，等等。[239] 90年代末期，“全教”通过静坐、游行等方式，反对政府“削减教育预算”、篡改教科书、修改《教育基本法》等。

经济界、政界对教育行政干预程度的加强，以及民间教育界反对力量的削弱，都导致日本教育日益向着经济界、政界所要求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