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后期，当上述教育问题出现后，国内外开始反思日本以往的教育改革政策。

日本政府首先是认识到“教育荒废”问题的严重性，中央青少年问题协议会于1965年11月向首相提出了“关于加强青少年的对策”的咨询报告，建议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指导，有效处理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对此，内阁会议报告表示：“要在长期展望的基础上，站在更高的层次，重点且积极制定健康培养青少年及防止其不良行为的政策，并迅速实现之。”[202] 1966年中教审答申“理想的日本人”中指出：“产业技术的发达必须伴随着人性的提高……如果缺少这一面，现代文明将是跛行的”。[203] 1971年中教审提交的咨询报告“今后综合扩充整备学校教育的基本施策”（“四六答申”）中，首先提出“今后社会中人的形成的根本问题”。1972年3月，经济调查协议会发表的有关教育改革的意见书的标题即为《新产业社会的人的形成——从长期观点看教育的状态》，而且意见书的开头也主要论述了“人的形成”问题。

此外，OECD于1970年1月派出教育调查团赴日本，该调查团报告书也指出了当时日本存在的问题：第一，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OECD之所以对教育政策抱有极大关心，无非是因为在60年代的急速经济发展中，各国都痛感到了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但是，到了70年代，人们开始反省这种教育观。”“（日本）‘教育’这一车身被连接在‘经济’这一车头上，现在到了将其从车头上分离的时期了。”[204]第二，能力主义下的教育选拔问题。 “（日本）较之开发学生天生的能力，更加重视选拔，这事实上发生在教育的所有阶段。这一倾向，是高等教育及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具有阶层性质的一大原因……这种选拔制度，大学教育自不待言，正大大歪曲着高中以下的教育。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日本教育的核心问题之一”。[205]

以上综合考察了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教育改革问题，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经验，例如由经济界建议、专业审议会审议、文部省制定政策实施的教育改革主导机制，有计划地进行教育投资与人才培养的教育指导理论，人才培养从基础教育抓起、加强职业培训并将其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加强产学合作等各项改革措施等。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一旦“过度”便会走向事物的反面。例如，从教育观的角度来看，教育应该为经济发展服务，但一味从属于经济发展就会忽略教育的其他社会功能；从教育改革主导机制来看，经济界的教育改革建议反映到国家政策中，固然会有利于使教育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但是如果经济界过渡干预教育发展[206]，便会破坏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从教育改革措施来看，重视开发人的能力、实行一定程度的考试、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都有利于教育与经济的发展，但如果此类措施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就会引发严重的教育问题。上述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教育改革经验与教训，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