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的能力开发论、教育投资论、教育计划论成为日本教育改革的主导理论。三种理论密不可分：人的能力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积极开发人的能力，而开发人的能力需要教育投资，要进行有效的投资就需要制定合理的教育计划。

（1）人的能力开发论。

60年代初，美国兴起“人力资本论”，日本受该理论的影响，开始倡导“人的能力”开发论。196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5年的《中期经济计划》、1967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70年的《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均在“提高人的能力”的标题下阐述其人才培养要求，经济审议会于1963年提交的咨询报告的标题即为《经济发展中人的能力开发的课题与对策》。

日本政府之所以重视开发“人的能力”，是因为充分认识到人的能力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量的增加，以及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在于生产要素本身质的提高以及各生产要素结合方式的改善，即技术的进步。而且，任何一种情况下，劳动力质量的提高都是决定性的重要因素。”[139]《日本的成长与教育》中称：“科学的创见、技术的熟练、生产者的才能等重要因素，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亚于物力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这些新引起人们注视的因素，被称为‘人的能力’。”[140]正因为认识到“人的能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才强调：“当经济增长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课题时，意在提高劳动力质量的人的能力政策，便成为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141]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提倡的“人的能力”，主要是指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能力。“我们的视点在于开发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人的能力。……我们在把人的能力作为劳动力来考虑时，将主要探讨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142]“人的能力”又有国民整体的一般能力和高才能人力之分：“考虑现在我国人的能力培养问题时，首先重要的是提高国民整体的一般能力，……同时，直接领导经济发展的人的能力——例如技术者、技能者等——进而高才能的开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43]高才能人力“指在经济各个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领导经济发展的人的能力”，即将来成为“创造自主技术的科技人员、吸收新技术并开拓市场的革新经营者、圆满地处理复杂劳资关系的劳资领导者等”的优秀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讲，高能人才是社会资产”。[144]

开发“人的能力”的主要途径是教育与培训：“人的能力开发政策的中心是教育训练”[145]。而扩大教育训练的措施主要有扩充学校教育、扩充职业训练并使之体系化等。另外，为了更好地开发适应经济发展的“人的能力”，还应该进行广泛的产学合作，形成尊重能力的社会风气和制度，摒弃偏重学历的旧习惯。

（2）教育投资论。

开发人的能力需要大量经费，而教育经费的投入量、投入领域等问题，便涉及教育投资。教育投资论认为：第一，对教育的投资是与其他对物的投资相并列的。“经济增长的因素……任何一种情况下，劳动力质量的提高都是决定性的重要因素。……为了提高劳动力质量而扩充教育训练需要高额的经费，这种经费不仅在被支出时实现支出目的、发挥效果，而且在接受训练的人长期的职业生活中发挥作用，贡献于经济增长。因此，这种支出不是消费，应被看作是投资。”[146]第二，对教育的投资是生产性投资：“如果‘人的能力’在提高生产中的效果被大大肯定，当然应该积极地计划提高人的能力。为此发挥主角作用的只能是教育。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水平，需要增加其所需费用。因此，扩充教育经费，可以看作是提高生产的投资”。[147]而且，日本当时倡导的“教育投资”，是指国民收入中由国家及地方政府投入到教育中的费用，即对公共教育的投入。[148]

教育投资论主要包括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及行政经费的比例。60年代初期，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其公共教育占国民收入及行政费的比例均居于前列，但1955年至1960年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文部省指出：“必须充分反省我国最近教育投资比重的停滞”[149]，即建议今后要加强教育投资。第二，中央与地方教育经费的负担比例。

1960年，日本公共教育费的48.4%由中央政府负担，51.6%由地方政府负担，而当时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国家对教育经费的负担将日益增加。[150]第三，教育投资在各教育阶段的分配。文部省预测：今后世界各国的教育经费分配的重点将从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转移。因此日本今后的课题是增加对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额、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151]第四，对职业训练的投资。教育投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职业训练，“形成人力资本的投资范围，包括提高劳动力生产率的所有支出，也与维持并提高健康、职业训练、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劳动力移动费用等相关。……关于职业训练的投资也是数额巨大的，其意义很大。”[152]

日本提出教育投资论后，日本的教育经费投入显著增加。例如， 1955—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82.8%，教育经费增加68.7%；而1960—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3.5倍，国民收入增加3.4倍，教育经费总额则增加了3.7倍，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及国民收入的增长比例。[153]可见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教育投资的重视。

（3）教育计划论。

60年代初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提出教育计划问题，并于教科文组织本部设立了教育计划部，于1961年度至1962年度组织了25个由经济学者及教育学者组成的使节团到各国调查研究，并就教育计划提供各种建议。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部分官员以及当时一流的著名学者共同编写了《教育计划——及其与经济社会之关系》[154]，系统介绍了教育计划的意义、制定方法、注意事项等。60年代日本文部省官员曾经称：“当今世界是‘教育的爆炸性扩大’时代，是‘教育竞争’的时代，也是‘教育计划’的时代。”[155]

日本的教育计划实践早于国际社会的上述潮流。[156]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后，更加重视教育计划问题：《新长期经济计划》（1957年）正式将教育问题纳入计划之内；文部省的《日本的成长与教育》（1962年）专辟一章，从教育投资的角度论述了“长期综合教育计划”；文部省还主持翻译了上述教科文组织的《教育计划——及其与经济社会之关系》（第一法规，1966年）一书；此外，民间教育学者也出版了专门研究成果，如三井透的《教育计划》（国土社，1957年4月）、清水义弘等的《教育计划》（第一法规，1968年）等。

“教育计划是为了从量的方面实现教育政策目标的手续总称”[157]，即为了实现某一教育政策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计划。教育计划应该包括教育人口的变动与预测、未来人才需要的预测、教育指标的设定、教育经费的分析与预测等内容。另外，从教育投资的角度来看，教育计划应该考虑：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及政府行政经费中应占的比重、教育投资应侧重的教育领域、教育经费的负担者等问题。[158]

战后日本正式将教育问题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是1957年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教育在该计划中被作为科学技术劳动力的供需问题提了出来，文部省为此制定了《科学技术者养成扩充计划》。在整个60年代，日本的教育计划都与经济发展计划紧密相连。例如，196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5年的《中期经济计划》、1967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70年的《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都列入了教育发展计划。另外， 1955年以后，地方各府县也纷纷制定教育计划，从1960年到1966年，日本全国46个都道府县中，有32个制定了教育发展计划。[159]各种教育计划的制定，保证了教育对经济发展人才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