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8月日本被占领后旧教育制度的改革、新体制的建立，到1951年11月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政令咨询委员会”发表《关于教育制度改革的咨询报告》，日本政府在占领当局的主导下，通过立法改革了近代教育体制中的非民主、军事性要素，推行了民主、和平的现代教育政策。教育的“民主改革”标志着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的终结、现代教育体制的肇始。

日本被占领时期的教育改革，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当局、以文部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日本教育专家委员会三方面改革主体共同推动完成的。第一主体是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当局——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简称“盟总”或“GHQ”）[40]，掌握着改革的主导权。在1946年3月之前，其直接制定、下达并强令日本政府执行铲除军国主义的“教育指令”，1946年3月“美国对日教育使节团”[41]提出全面教育改革建议后，改为“指导”日本政府建立民主教育体制。第二主体是日本政府领导下的文部省，该省在改革中的权力较之战前大大削弱，它一方面负责执行占领当局的教育指令，推行教育专家委员会提出的具体民主化改革方案；另一方面又力图维护天皇等旧统治者的教育权力，具有保守性。第三主体是日本教育专家团，主要包括“日本教育专家委员会”（1946年2月设立）和“教育革新委员会”（1946年8月设立），两委员会基本上由教育界民主人士组成，根据占领当局的改革方针，并出于自身的民主要求，审议制定具体的教育改革建议与方案（文部省只负责执行其具体方案）。协调三方改革主体的机构是1946年9月成立的“高级联络委员会”，由文部大臣、文部次官、CIE局长、教育科长、教育革新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6人组成，文部大臣向教育革新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方案、教育革新委员会提出的具体改革方案均须提交该联络委员会。

日本被占领时期“民主化”教育改革政策的推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8—1946.2）是铲除军国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的过程。占领当局1945年10—12月下达了有关教育的“四大指令”[42]，意在铲除教育中有关军国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的“人”（教育工作者）、“内容”（课程与教科书）及“意识”（国家神道）。日本政府则于1945年9月15日率先公布《新日本建设之教育方针》，一方面主动提出铲除军国主义，另一方面却极力维护天皇的教育统治权。

第二阶段（1946.3—1949.6）是通过立法确立民主、和平、平等教育体制的过程。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国宪法》（1947年5月3日实施）规定了“学问自由”“平等受教育权”“普通义务教育”等教育基本原则；1947年3月31日公布实施的《教育基本法》旨在“明示教育目的，确立新日本教育的基础”（“前言”）。它本着“民主”“和平”的主导原则，确立了教育目的、教育方针、教育机会均等、义务教育、男女同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政治教育、宗教教育、教育行政等几乎所有教育领域的基本原则。1947年3月31日公布实施的《学校教育法》确立了单轨制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对各级各类学校做出了具体规定。此后颁布实施的《教育委员会法》（1948.7.15）、《教育公务员特例法》（1949.1.12）、《文部省设置法》（1949.5.31）确立了教育行政的法制框架，《社会教育法》（1949.6.10）对社会教育做出了具体规定。

第三阶段（1949.6—1951.11）是民主教育改革停滞及酝酿修改新教育体制的过程。该阶段，美国占领当局为了“反共”而将此前的“削弱日本”政策改为“扶植日本”，美国非但不再支持日本民间的民主力量，而且改为镇压之。1949年7月4日，盟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声明中称“日本是阻止共产主义侵入的防波堤”，CIE顾问伊路兹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先后在30所大学公开声称要开除“共产主义教授”，1949年9月22日修改的《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中规定“扰乱学校秩序的学生”将被开除。与此同时，1950年9月发表《第二次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43]， 1951年11月发表“政令改正咨询委员会”《关于教育制度的建议》，开始酝酿修改刚刚确立的民主教育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