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间最具代表性的教育团体是“全日本教员组合”（成立于1945年12月1日，简称“全教组”）与“日本教职员组合”（成立于1947年6月8日，简称“日教组”）。两团体在其有关战后教育改革的政策文件中，也或多或少地言及了战前教育。

“全教组”在其成立纲领中称：“以往的教育强化军阀、财阀、官僚统治，将卑屈精神、军国主义、极端且非合理的国家主义强加给人民，而学校正是集中的组织，这一点从战败的结果来看尤为明显”[36]。1946年3月26日，全教组向美国教育使节团递交了教育改革报告书，其中深刻揭露了战前教育行政的弊端。报告指出：“日本教育的破败现状，教师与学生们的贫穷与饥饿，是日本帝国文部省指导的帝国主义战争、过去所有错误教育的结果。现在日本教育崩溃，出现了饥饿与偷窃的儿童，但文部省仍不采取任何对策，一味地强令推行敕语。督学制度与官制教科书是文部省专制主义的两大武器，文部省据此掌握着任免教师及决定其待遇的专制权力。贫穷、过度劳动与失业的恐怖使教师丧失力量，强制教师无批判地盲从，向学生幼小的头脑中灌输帝国主义与奴隶主义，现在仍没有真正表示出反省的诚意。……教育中的军国主义、官僚主义及警察政治，利用家长与教师管束学生，然后通过家长→巡查→署长→内务大臣这一管理体系，以及教师→校长→督学→知事→文部大臣这一官僚主义体系，造成了现在教师的腐朽性与反动性。”[37]正是基于对战前教育危害的深刻认识，“全教组”在其成立宗旨中提出“当前的紧急目标”是“追究教育相关人员的战争责任”，“坚决反对将战争责任转嫁给小学教师”，“对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教师进行再教育”等。[38]

“日教组”成立较晚，其将主要任务放在提出具体的教育改革建议上，因此，其宣言及纲领中几乎未提及战前教育，甚至未出现战败之初频繁被提及的“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等概念，仅仅在其行动纲领的倒数第二项中提出“从教育界驱逐战争罪犯，打倒法西斯”。[39]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三方面改革主体均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日本战前教育存在的弊端。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当局指出了战前教育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和历史、地理、修身等课程的问题之所在。日本文部省分析了日本人性格上的弱点与缺陷及其与战争的关系。日本教育界人士认识到了战前多轨制学校体系的缺陷，对战前教育行政的官僚统治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揭示与批判。

上述认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一，该认识是战后民主化教育改革的前提与基础，改革主体只有认识到日本战前教育的问题之所在，才有可能对症下药，制定并实施相应的教育改革政策。其二，该认识是当时历史时点的人们对日本战前教育的证言，其中所指出的日本战前教育的问题及其危害，是对占领结束后教育改革的倒退，也是对当今教育右倾化的有力回击。

同时，上述认识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一，并没有提出战前教育中的“皇国主义”特征，只是在解释“极端国家主义”时列举了有关天皇的现象。这表明战后初期并未真正明确战前教育的本质特征，因而也无法向国民揭示战前“皇国主义”教育的欺骗性。其二，文部省作为战前教育的推行者，并未真正反省战前教育行政体制和教育内容的弊端，反而认为日本国民性格上的弱点及缺陷是导致战前错误路线的根源，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

就总体而言，战后初期对日本战前教育之弊端虽有所批判，但对其军国主义、皇国主义教育之危害揭露不深、批判不足。这也正是占领结束后至今日本朝野右翼势力否认对外侵略历史的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