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发表的《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重点在于向日本方面提出建立民主教育制度的方针与建议，因此没有多提“军国主义”或“国家主义”（仅有7处），但在每项建议之前，均对日本战前教育的相应问题进行了回顾。

报告书的第一章“日本教育的目的与内容”中指出：“日本的教育制度，即使其组织与教学规章不卷入极端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中，而依据近代教育理论也理应加以修改。该制度为大众和少数特权阶级准备了不同类型的教育，是以高度中央集权的19世纪的教育制度为基础的。……该制度通过规章、教科书、考试、视察等，减少了教师在工作中的自主机会。教育效果的评价，往往看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标准化和统一化。……无论文部省和地方官厅教育科的职员多么有学识，都几乎不具备有关教育与教学的专业训练与经验。其结果，是完全牺牲了社会各阶层中的潜在才能。……忠诚心和爱国心未必是所有国民不期望的，问题是如何以合理的代价加以确保。以绝对服从和盲目自我牺牲来确保，未免代价太高。……在狭小的范围内任用人才的官僚制度，阻塞了靠实际业绩升迁的途径，几乎没有调查研究的机会，并排斥来自外部的批判。这种排他性的官僚制度支配下的教育制度本身，自动失去了进步的条件。……旧教育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其本质特征是官僚主义。”[14]可见，该报告书客观地认识到了战前日本教育制度高度中央集权、绝对服从与盲目牺牲、强迫式的官僚主义等缺陷。

随后，报告书第一章中还指出了日本战前的教科书、修身和伦理课、地理和历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教科书指出：“日本教育使用的教科书，事实上为文部省所垄断。小学教科书由文部省直接编辑，中学教科书在编写后要接受文部省的审定。在我们的调查范围之内，教科书的编制与选择均未充分征求教师的意见。……教科书根据国家政策的演变而相应修改，1939年修订的教科书就被严重歪曲。”[15]这实际是指出了战前日本国家对教育内容的统制。针对修身课指出：“日本各类学校中的修身课程，以培养顺民为目的。众所周知，日本通过忠诚心来确保秩序，这种努力得到社会上重要人物的支持，非常有效。其结果，这种手段最终与不正当的目的结合起来。”[16]针对历史与地理教育指出：“通常，开设历史和地理课，是为了使学生认识自己所处的时空位置。即历史与地理给学生以客观的基础，使其回顾历史，了解其身处的自然环境，从而进一步认识其所处环境与其他世界之间的关系。日本在讲授这两门课程时，强调了与此不同的观点。即有意识地把有记载的历史和神话混同起来，把地理看作是防卫性的，甚至是宗教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在日本典型的课程中，作为客观课程的历史课与地理课，其地位受到非常严重的轻视；但在政治的、军国主义的教育中，却发挥了很大作用。”[17]

报告书第三章指出了日本教育行政上的缺陷，认为“在各种仪式、礼拜天皇像时使用敕语和敕谕，是过去统治学生思想感情的强有力手段，适应了好战的国家主义目的……经验证明，集权式的制度，很容易被制度内外的权力者所操纵，或者用于其私利。过去，日本学校制度经常成为批判对象。因为，整个制度中的各种重要地位，均被非教育人员、非专业训练的人所占据；许多教员由内务大臣或其代理人任命并对其负责。……文部省是统治日本思想界的权力中心，该机构的权力有可能像以前那样被恶用，因此我们建议削减其行政管理权。……学校组织受督学制度的强烈管制。……文部省的职能应该完全脱离内务省。”[18]

以上说明，《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较为客观地认识到了战前日本教育中所存在的弊端与问题，指出了战前日本教育理念中过分强调爱国心的局限性、敕语及敕令对学生思想感情的统制、教育行政上的集权性与非独立性、学校制度的特权性、教育内容划一性、非客观性与附庸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