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美国方面最初直接提及教育问题的公开文件，是1945年9月22日的《战后初期美国的对日政策》。该文件第一部“最终目的”提出实现目的的手段之一为：“应完全解除日本国之武装，并使之非军事化；将军国主义者的权力与影响力，从日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彻底清除；强力废除军国主义与侵略精神的制度”。进而，在“第三部”中称：“在理论与实践上将军国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包括准军事训练）从教育制度中铲除出去，将旧职业陆海军将校、预备军官及其他一切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推行者，从监护及教育地位中清除出去。……禁止增强战争力量的专业研究与教育。”[8]这表明，美国政府在占领之初便明确提出了铲除教育中的军国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的政策。

进而，1945年下半年，GHQ相继颁布了改革日本教育的“四大指令”，即《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10月22日）、《教师及教育官员的调查、开除、认可》（10月30日）、《废除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的保护、支援、监督及弘扬》（12月15日，即“神道指令”）、《停止开设修身、日本历史、地理课》（12月31日）。“四大指令”旨在命令日本政府铲除教育中有关军国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神道指令中称“过激国家主义”）的人（教育工作者）、内容（课程与教科书）及意识（国家神道）。其中除《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之外，其余三个指令开头均阐明了采取此措施的目的。例如，《教师及教育官员的调查、开除、认可》中指出：“为了从教育机构中肃清招致日本民族败北、真正犯罪、痛苦、贫穷及现在之惨状的军国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的影响，为了防止军人或与军事密切相关的教职员继续施加上述影响，兹下发该指令。”[9]“神道指令”指出：“军国主义及极端国家主义的宣传歪曲神道之教义与信仰，欺骗日本国民并将其引向侵略战争，为了防止（将神道）再度利用于该宣传……”[10]“停止修身等课程的指令”开头指出：“日本政府曾将军国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观念固执地编入某教科书，为将此种观念植入学生头脑中而利用了教育……”[11]从上述简短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占领当局对战前日本教育中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危害性的认识。

“四大指令”中的“神道指令”，具体阐述了“军国主义”与“过激国家主义”的内涵：“本指令中使用的‘军国主义乃至过激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用语，是认为日本负有将其统治扩大到他国乃至其他民族的使命，并使之正当化的教育、信仰、理论等，而宣扬这种使命的依据是：

（1）日本天皇因其家世、血统或特殊起源而优于他国元首。（2）日本国民因其家世、血统或特殊起源而优于他国国民。（3）日本各岛起源于神或具有其他特殊起源而优于其他国家。（4）其他欺骗日本国民并将其引向侵略战争、或讴歌用行使武力的手段解决与他国间争端的主义。”[12]

1946年2月4日，CIE教育科公布的《教科书审定标准》中列出了要求日本政府改革教科书内容的标准，其中具体阐述了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的内涵。该文件中所阐述的“军国主义”的内容包括：赞美战争是解决纷争的英雄式的理想方法；称赞出于对天皇的忠义而战死者；将荣获军功的战斗英雄称为伟人；认为普及兵役是最爱国的、为国效劳的观念；赞美大炮、军舰、战车、要塞、军人等与军事有关的人或物。[13]“超国家主义”的内容包括：大东亚共荣圈主义及其他的领土扩张主义；日本人优于其他民族及国民的观念；违反联合国宪章之目的、原则的思想与态度；以绝对忠诚服从天皇的观念；天皇优于他国元首、天皇制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等。

从上述占领当局政策文件所阐述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军国主义”，还是“极端国家主义”“过激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其共同特征是主张日本天皇、国民、国土优于他国，并且主张积极对外行使武力。这一共同特征恰恰是战前日本教育中的“皇国主义”及“军国主义”的特征，这表明占领当局对战前日本的教育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在占领当局的所有文件中，只是在内容中阐述了战前教育中的天皇崇拜问题，而一概没有公开提出战前日本教育的最大特征之一——“皇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