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教育领域内的民主运动仍然不断高涨，“‘教育社会化’、‘教育民主化’、‘教育自由化’成为教育思想家的口号”。

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各大学纷纷设立了各种大学生组织，开展学生民主运动。例如，早稻田大学于1919年2月成立“民人同盟会”；法政大学于1919年成立“扶信会”，同年10月成立“青年文化同盟”，1922年11月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与此同时，学生们也纷纷开始研究社会主义问题，东京帝国大学1923年11月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学生联合会1924年9月改称“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各地的高等中学也开展了“社会问题研究”，如第一高等中学1919年成立“社会问题研究会”，二高、四高、六高、新潟高等学校内1923年4月也相继设立“社会科学研究会”，1924年4月在八高、松山、松江、静冈等各高等学校设立“社会科学研究会”等。

在初等教育领域，小学教师组织起来倡导新教育。1919年8月，埼玉县小学教师发起成立了“启明会”（1928年4月解散），成为日本近代第一个教师工会。该组织提出的要求包括“教育理想的民众化”“实现公正的社会生活，立足于民众精神”“立足于爱全人类之精神，排斥助长敌忾心的教学，反对根源于绅士派阀自卫之策的侵略主义”“教育机会均等”“实现教育自治”“扩大教育自由的范围，以尊重儿童的生活与成长，实施个性本位的教育”等。但是，启明会的纲领中同时也宣布“奉戴明治天皇之圣旨”，遵循政府的“皇国主义”教育宗旨，又表现出其局限性。

教育界也纷纷发起各类新教育运动。1921年8月，大日本学术协会召开“八大教育主张”演讲会，各教育学派争相阐述并呼吁实施其新教育主张。1923年8月，野口援太郎、下中弥三郎等成立“教育世纪社”，创办《教育的世纪》，建立“儿童村”，发起新教育，主张“充分尊重儿童个性，完全确保儿童自由”，“学校生活应由学生及教师自治，排除一切外部干涉，也不要其自身的集团性干涉”，“勇于对全人类尽义务”等。但是，该运动主张“制度上的革新运动姑且有待于其他方面的努力，兹在最自由与认真的准备之下，首先从其方法上的革新运动出发吧。”可见，新教育运动具有舍本求末的局限性，终究无法扭转日益右倾化的教育体制。

面对教育界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1924年8月，文部大臣冈田良平在地方长官会议上指示要加强监督“教育新主义鼓吹者”，这是文部省最早提出取缔新教育的正式方针。针对学生运动，1924年11月，高等学校校长会议要求解散各高等学校的社研组织；1925年12月，京都府警察开始逮捕“社研”学生（即“京都学联事件”）；1926年1月，开始首次使用《治安维持法》，在日本全国逮捕社研学生；同年5月，文部大臣冈田良平下达内部训令，要求取缔学生“左倾思想”；文部省于同月下令禁止学生研究社会科学。也就是说，在大正末年，日本政府已经开始以国家机器镇压“自由”“民主”之风。

综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纵然在教育领域也掀起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民主运动”，但其重视方法与学说、甚至打着“民主”的旗号而迎合政府政策的做法，终究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教育行政政策的集权化、干涉化倾向，也无法扭转日本政府不断加强“皇国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既定政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教育政策的日趋右倾化。

【注释】

[1] 三好信浩编：《日本教育史》，福村出版1993年，第91页。

[2] 堀松武一等编：《日本教育史》，国土社1985年，第85—86页。

[3] 同上书，第85页。

[4] 杨孔炽：《社会转型与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开端》，《日本研究》1999年第1期，第77页。

[5] 《岩波讲座现代教育学5日本近代教育史》，岩波书店1962年，第19—20页。

[6] 堀松武一等编：《日本教育史》，国土社1985年，第88页。

[7] 帕森著、刘焜辉等译：《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第18页。

[8] 帕森著、刘焜辉等译：《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第16页。

[9] 同上。

[10] 石川谦：《日本庶民教育史》，1929年。引自帕森著、刘焜辉等译《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第16页。

[11] 小林哲也著、徐锡龄等译：《日本的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7—18页。

[12] 原弘巳、井上专编著：《未来的教育学》，福村出版1999年，第65页。

[13] 江户时代还有一类性质截然不同的乡校，即在大藩的支藩或家老的领地为武士子弟开设的学校，其教育内容是以该藩藩学为准的学问和武艺。这类学校名为乡校，实为小的藩校。

[14] 帕森著、刘焜辉等译：《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第16页。

[15] 帕森著、刘焜辉等译：《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第23页。

[16]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96页。

[17] 坂本保富：《幕府末期军事科学系洋学塾的实态——从〈订正及门录〉看象山塾的入门者》，铃木博雄编著《日本教育史研究》，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93年，第128页。

[18] 森秀夫：《日本教育制度史》，学艺图书株式会社1991年，第32页。

[19] 帕森著、刘焜辉等译：《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第43页。

[20]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147页。

[21] 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5页。

[22] 根据帕森著、刘焜辉等译：《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第39页计算。

[23] 同上书，第40页。

[24]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142、143页。

[25] 帕森著，刘焜辉等译：《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版，第23页。

[26] 杨孔炽：《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基础》，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27] 乙竹岩造：《日本庶民教育史》，东京1929年。引自帕森著，刘焜辉等译《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版，第40页。

[28] 海后胜雄、广冈亮藏：《近代教育史》，东京1951年。引自帕森著，刘焜辉等译《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版，第40页。

[29] 乙竹岩造：《日本庶民教育史》，东京1929年。引自帕森著，刘焜辉等译《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版，第41页。

[30] 据统计，江户时代出版的有关女子礼仪、教养、道德等基本观念与知识的书籍达260种。见尾形裕康著《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158页。

[31] 乙竹岩造：《日本庶民教育史》，东京1929年。引自帕森著，刘焜辉、洪祖显译《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版，第42页。

[32] 堀松武一等编：《日本教育史》，国土社1985年，第85页。

[33] 帕森著，刘焜辉等译：《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第23页。

[34] “开成所”前身是幕府很早设立的“天文方”，主要负责天文历道、制作地图、翻译洋书、调查国外情况以及处理外交事务等。1856年，幕府将“天文方”改组成洋学的中心机构“蕃书调所”，1862年改称“洋书调所”，1863年改称“开成所”，既是洋学教育机构，又是研究西洋学术的中心。

[35] “医学所”的前身是伊东玄朴、箕作阮甫等人1858年设立的种痘所，1860年为幕府接管， 1861年改组成拥有教学、解剖、种痘三科的教育机构“西洋医学所”，1863改称“医学所”，是幕府末期与“开成所”齐名的洋学机构。

[36] 梁忠义：《日本教育发展战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37]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145页。

[38] 汤浅光朝：《科学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65年，第36—37页。

[39] 帕森著，刘焜辉、洪祖显译：《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版，第59—60页。

[40] 加藤仁平等编：《新日本教育史》，协同出版株式会社1961年，第80页。

[41]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128页。

[42] 田中克佳编著：《教育史——从古代到现代的西洋与日本概说》，川岛书店1987年，第213页。

[43] 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题解”第1页。

[44] 同上书，第43页。

[45]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150—151页。

[46] 《岩波讲座现代教育学5日本近代教育史》，岩波书店1962年，第19—20页。

[47] 国民教育研究所编著：《战后教育原典③东京审判·教育证言记录》，现代史出版会1975年，第96页。

[48] 堀松武一等编：《日本教育史》，国土社1985年，第85页。

[49] 田中彰、宫地正人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3历史认识》，岩波书店1996年，第69页。

[50] 引自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43页。

[51]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52] 堀松武一等编：《日本教育史》，国土社1985年，第85页。

[53] 笠井助治：《近世藩校综合研究》，引自三好信浩编《日本教育史》，福村出版1993年，第89页。

[54]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145页。

[55] 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38页。

[56] 佐藤昌介：《国际环境与洋学的军事科学化》，载中山茂编《幕末的洋学》，密涅瓦书房1984年，第38页。引自赵德宇著：《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40页。

[57] 伴忠康：《围绕适塾的人们》，创元社1988年，第88页。引自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38页。

[58] “学制”为日本近代初期（1872—1879年）教育政策的统称,包括三部分内容：（1）“学制布告”（1872年9月4日），确立了新教育的根本原则；（2）《学制》(1872年9月5日），共109章，分为“大中小学区”“学校”“教员”“学生及考试”“海外留学生规则”“学费”六部分，具体规定了学校制度、教育行政、教育内容与方法等内容；（3）《学制》追加,包括1873年公布的《学制二编 海外留学生规则神官僧侣学校之事》（3月18日）、《学制追加 贷费生规则》（4月17日）、《学制二编追加》（4月28日，有关外语、兽医、商业等专门学校的规定）。

[59] 详见拙著《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60]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86页。

[61] 同上书，第88页。

[62] 同上书，第88页。

[63] “五宇七局”包括：本教学一宇二局、经世学一宇、辞章学一宇、方技学一宇、外蕃学一宇。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89—92页。

[64]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89—90页。

[65] 汉学所于1868年9月18日开讲，皇学所于12月14日开讲；1869年9月2日，皇学所、汉学所关闭。

[66]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95—96页。

[67] 同上书，第117页。

[68] 同上书，第137页。

[69]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154页。

[70] 神田修、山住正己编：《史料日本的教育》，学阳书房1986年，第14页。

[71]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92页。

[72] 玉城肇：《明治教育史》，季节社1949年，第4页。

[73] 武田清子、中内敏夫：《天皇制教育的体制化》，载《岩波讲座现代教育学5日本近代教育史》，岩波书店1962年，第65页。

[74] 明治政府于1868年1月设立总裁1人（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统领政府事务，同年2月设置总裁局，任命岩仓具视、三条实美任副总裁，辅佐总裁。

[75] 香川敬三编：《岩仓公实记》中卷，岩仓公旧迹保存会刊1972年，第602—603页。

[76] 同上书，第835页。

[77] 日本史籍协会编：《岩仓具视关系文书一》，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复刻板，第360页。

[78] 明治政府于1868年1月设立“三职”：总裁（1人）、参与（10人）、议定（20人）。

[79] 山住正己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6·教育的体系》，岩波书店1996年，第3页。

[80] 日本史籍协会编：《木户孝允文书》第4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第320页。

[81] 日本史籍协会编：《木户孝允文书》第2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第126页。

[82] 山住正己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6·教育的体系》，岩波书店年1996年，第11—12页。

[83]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117页。

[84] 明治文化资料丛书刊行会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8卷教育篇》，风间书房1961年，第23页。

[85] 宫原诚一：《教育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63年，第18、27页。

[86]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90页。

[87] 明治政府1869年8月改革官制、设置6省，其中包括兵部省；1870年10月宣布统一兵制，陆军采用法式、海军采用英式；1871年1月颁布《征兵规则》；1872年4月废除兵部省，设置陆军省、海军省。

[88] 伊东多三郎：《日本封建制度史》，吉川弘文馆1950年，第38页。

[89] 福地重孝著：《士族与士族意识》，春秋社1967年，第163页。

[90]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95页。

[91] 同上书，第117页。

[92] 同上书，第117、118页。

[93] 同上书，第202—203页。

[94] 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附录《陆军省沿革史》第31页。

[95]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91—92页。

[96] “国别编制方式”即分别为神典国典尊皇道、辨国体的学问；根据汉籍的孝悌彝伦之教、学习治国平天下之道的学问；根据西洋书籍研究格物穷理、开化日新之学的学科及兵学与医学。

[97]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140—142页。

[98] 玉城肇：《明治教育史》，季节社1949年，第14页。

[99] 伊崎晓生、松岛荣一编：《日本教育史年表》，三省堂1990年，第4页。

[100] 石附实：《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密涅瓦书房1972年，第154页。

[101]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299—332页。

[102] 中日学界习惯上称“学制布告”为“学事奖励被仰出书”（简称“被仰出书”）。但是，根据日本近现代教育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佐藤秀夫（已故）考证，此种提法均非日本政府公布时的文件原题，原文件名为《明治五年太政官布告第二百十四号》，该布告最后一句中的“如上条”用了太政官布告文末的固定用辞“右之通被仰出侯条”，“被仰出侯”均为语法修饰词，可不译，此句应译为“如右条”（原文为竖写）。文部省1922编辑年版的首部近代教育史《学制五十年史》据此最早称之为“学事奖励被仰出书”。佐藤秀夫认为：“被仰出书”这一用法是战前日本政府为了加强天皇制教育理念而创造出来的，现今若再继续沿用，“岂不是在客观上助长近代天皇制教育论的‘再兴’？”佐藤秀夫据公布“学制”条款的文部省通知正文开头称“今般确定学制，付布告书、学制章程及别册”，认为该太政官布告应称为“学制布告”，学制条文应称为“学制章程”。佐藤秀夫：《教育史研究的检证——教育史像的重建》，载藤田英典等编《教育学年报6教育史像的再构筑》，世织书房1997年，第90—94页。

[103]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276—277页。

[104] 首任文部卿为大木乔任，1871年9月12日就任；首任文部大辅为江藤新平，1871年9月2日就任。

[105] 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249页

[106] “大学区”所辖地区共3府72县，其中第一大学区1府13县，大学本部为东京府；第二大学区7县，大学本部为爱知县；第三大学区6县，大学本部为石川县；第四大学区2府11县，大学本部为大阪府；第五大学区9县，大学本部为广岛县；第六大学区11县，大学本部为长崎县；第七大学区7县，大学本部为新潟县；第八大学区8县，大学本部为青森县。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1卷，龙吟社1938年，第278—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