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日本1918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随之进一步加强，军国主义教育也逐步实现了体制化。

第一，“临时教育会议”下的军国主义教育。

1917年12月，临时教育会议向首相提出《振兴军事体操的建议》，建议在学校教育中实施军事体操训练：“学校振兴军事训练，以大大裨补其德育，并以资体育，诚乃鉴于帝国教育现状之紧急要务，望速采取适当之措施。”其理由是：“军事训练于驯致纪律、服从等良习大有效果。……体育上能完成身体之发达，造就强健国民之基础，并启发军事知识技能之一端，与其德育涵养的忠爱心（国民精神即军人精神）一道，可得他日服于军务之素养。”可见，在学校教育中实施军事体操训练主要是为了尽早培养各种“军务之素养”。该建议于同月被批准通过，表明日本政府内部在推进学校军事教育方面达成了共识，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策。

继而，1918年4月，日本政府再次修改《征兵令》，其中与学校军事教育有关的部分包括：第一，将官立公立小学在职教师的6周现役制（1889年11月创设）改为一年现役制。时任陆军大臣大岛健一在说明延长的理由时称：要“使其接受军事教育后返校”，“影响到儿童的教育……毫无遗憾地尽力于军国”，6周的时间太短了。即军方试图通过加强对小学教师的军事训练，来加强对初等教育的军事渗透。第二，将中等学校以上在校生的缓期征兵改为延期入伍。原令规定，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即使到了国家规定的服兵役年龄，由于学业未完而可以毕业以后再服兵役；新令的“延期入伍”则规定，中等学校以上在校生年满20岁后便要接受征兵检查，只是允许其延期进入军营。根据该制度，中等、高等教育领域的学生在校期间原则上已经成为军人了。

此外，职业教育中也加强了军事成分。1919年6月，海军省下令将电信省直属的商船学校学生统称海军预备生、即准海军军人，归海军教育本部长管辖。进而，1925年4月，文部省直辖的商船学校学生被编入海军籍，其体检与考试与电信省直属商船学校相同。商船学校学生编入海军籍，是军方对教育领域的侵占。

第二，“文政审议会”下的军国主义教育。

在文政审议会成立的1924年4月，文部省召集陆军省、海军省、内务省、农商务省在文部省内召开五省联合“国民军事教育委员会”，商讨国民军事教育方案。《东京朝日新闻》（1923年4月4日）评论此举称：“有识之士均担忧最近为节约军备裁军将直接导致国防能力的缩减。兹军民均认识到，应由全体国民负担国防之基础，因而议论教育上之方案，不能不说实为军事界之一大进步。”而在此之前，各级各类学校事实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军事训练。据调查，1923年秋至1924年夏的约一年时间，陆军省向陆军卫戍地附近的451所中等以上学校中的415所（占总数的92%）派遣了现役将校进行“指导、援助”，其中主要接受军事体操指导的60所、实弹演习指导的85余所、军事研究的43所、野营的34余所、马术95所、实弹射击的98余所。除上述现役军人的军事训练外，当时还有1128名非现役的预备役及后备役将校下士已经在从事学校教育了。

基于上述基础，1924年12月至1925年1月，文政审议会审议通过了《振兴学校军事训练的措施》，确立的方针是认为在中等以上学校实施军事训练可以“大大促进学生体育，裨补其德育，并增进国防能力，诚为我国现状之紧急要务”。1925年3月，文部省与陆军省签署《陆军省、文部省有关军事训练的协议备忘录》，就学校军事训练的具体事宜达成协议，其中规定学校体操科的主任由陆军派遣的现役将校担任。进而， 1925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公布敕令《陆军现役将校学校配属令》（同日实施），规定“向官立及公立的师范学校、中学、实业学校、高等学校、大学预科、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临时教员培训所、实业学校教员培训所、实业补习学校教员培训所派遣陆军现役将校，对男学生实施军事训练”，私立的上述各级各类学校可以申请向其派遣陆军现役将校，大学也可申请向其派遣陆军现役将校。

同日，文部省与陆军省联合下达《陆军现役将校学校配属令施行规程》，并公布文部省下发的《学校军事训练教学要目》，规定了各年级军事训练的具体内容，包括“单人军训、部队军训”“射击”“指挥法”“战场勤务”“信号旗”“距离测量”“测图”“军事讲话”等。上述敕令、训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学校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正式确立。其时，实施军事教育的学校数为1200所，另外，“大学从1925年开始由现役将校讲授军事讲座，……听军事课成为义务。”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开始有组织地对社会青年实施军事训练。1926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敕令《青年训练所令》、文部省令《青年训练所规程》，设立青年训练所。该训练所招收16—20岁男青年，训练项目包括修身及公民课、军事训练、普通课程、职业课四类，总课时为800课时，其中军事训练400课时（占50%），修身、公民课各100课时（12.5%），国语、数学、历史、地理、理科等普通课200小时（25%）。此类青年训练所一般由实业补习学校或小学设立，设立学校的校长担任主任，其校教师或在乡军人担任指导员，师范学校服短期现役的毕业生及各级退役军官是主要的训练指导员。1926年7月1日，日本全国同时开设了15580个青年训练所、受训青年891550人。

日本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在校生及社会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主要意图在于将初等教育毕业至19岁的劳动青年组织起来，以军事教育为核心来构筑“战力基础”，以便“将良才迎入军中”，“使国防之基础及于一般国民之上”，“完善举国国防。”

第三，国定教科书中的军事内容。

在初等教育领域，则是进一步增加了国定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教育内容。例如，国定修身教科书第二卷有关日俄战争的记述，第二期（1910—1918）仅用了一页，第三期（1918—1932）用两页“生动”描述了该战争中海军中佐广濑武夫在旅顺口海战中“英勇”战死的事迹（第四期（1933—1938）有关广濑武夫的内容增加为三页）。

此外，第三期国定历史教科书（上、下卷，1920、1921年）中，新增加了日本历次主要内外战争的多幅插图：“神武天皇东征图”“日本武尊东征图”“朝鲜半岛诸国图”“圣武天皇拜大佛”“桓武天皇”“虾夷征伐要图”“空海渡唐”“奥羽要图”“源平会战要图”“元兵来寇图”“楠木正成奋战于凑川”“战国要图”“朝鲜要图”“西南战役要图”“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要图”（甲午战争）、“天皇从皇宫出发赴广岛大本营”“能久亲王于台湾忍耐辛苦”“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要图”（日俄战争）、“大山岩大将进入奉天城”“东乡大将于三笠旗舰上指挥”“欧洲大战关系地图”“我飞机袭击青岛的无线电所”。

可见，一战后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均加强了军国主义教育，尽管当时日本朝野不乏批判之声，但终究未能阻止军国主义教育的体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