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前后，日本的民主主义风潮日盛，工人运动活跃，教育领域也掀起了主张个性与自由的新教育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试图用“忠君爱国”的国民道德教育抑制民主与自由的发展，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

第一，“临时教育会议”时期的“皇国”。

“临时教育会议”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培养国民的“忠君爱国”意识。1917年10月，时任首相寺内正毅在临时教育会议上的演说中开篇便特别强调：教育之道多端，然国民教育之要在于……培养富于护国精神之忠良臣民。”

在上述宗旨下，临时教育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中均强调加强“忠君爱国”教育。例如，针对小学提出：“若不在教育少年时深刻沁入畏吾帝室、尊吾帝室之观念，则本国将处于极其危险之状态，实为堪忧。……要时常教育学生心底常浸润我国体实异于各国、体会我皇室对于国民之难得。”针对中学及高中建议：“有必要在高等普通教育中使学生充分体会教育敕语之圣旨，尤其要倾注主力于巩固国体观念。”针对大学建议：“希望大学更加注意陶冶人格、涵养国家思想。”建议师范教育的“最大急务”是：“尤其要进一步致力于涵养忠君爱国之志操”，并称此为。针对女子学校首先建议“女子教育中要注意将主力用于使学生充分理解教育敕语之圣旨，尤其要巩固国体观念……”针对实业教育建议：“更加致力于德育，努力陶冶人格。”针对家庭教育则有委员主张通过家庭教育培养“敬神尊崇之道”，称“不明敬神尊崇之道、无固守其之道，则无与德国基督教相对应者。”针对一般社会建议：“要使国民思想归一、定其适从之所。而其归一之处，……今举其要目，即明征国体之本义”，其方法如“欲巩固尊重国体之念，更要维持敬神崇祖之美风，并日益普及之”，“明征国体本义中最必要之事项，在于建立研究皇学之适当设施，宜在帝国大学及其他学校中，确立讲明皇学之方针，以明建国之由来，理解国体之根基精髓。”

日本政府根据上述建议修改了相关敕令及规则，在初等以上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目的中新增“国民道德”“国家思想”的表述。例如，新颁《高等学校令》（1918.12）中规定高等学校“应特别致力于充实国民道德。”新颁《大学令》（1918.12）规定大学“兼留意陶冶人格、涵养国家思想。”文部省1918年开始建立“精神科学奖励金”，“为了以资明征国体观念”。修改的《中学校令》（1919.2）规定中学的教育目的中增加“应特别致力于培养国民道德”，修改的《高等女子学校令》（1920.7）规定高等女子学校“应特别致力于培养国民道德，注意涵养妇德。”修改的《实业学校令》（1920.12）规定实业学校的教育目的中新增“努力涵养德性”。1921年修改的《工业学校规程》《农业学校规程》《商业学校规程》均要求“注意陶冶人格”。

进而，天皇于1923年11月颁布《振作国民精神诏书》：“朕惟国家兴隆之本，在于国民精神之刚健，须涵养振作之，以固国本。……晚近学术益开、人知日进，然渐萌浮华放纵之习，轻佻诡激之风亦生。及至今日，欲革除时弊或恐失坠于前绪，况此次灾祸甚大，复兴文化、振兴国力皆有待国民精神。……”时任首相清浦奎吾1924年1月在第48次帝国议会上演讲称：“欧洲大战以来，我国思想界依然继续动摇，今尚有人心动辄驰于矫激、流于浮华者，……而振兴文教与振作国民精神，乃现今国情下急务中之急务。将体奉先前焕发之大诏趣旨……”可见，日本政府试图借天皇权威抵制民主之风。

第二，“文政审议会”时期的“皇国”。

1924年设立的文政审议会愈加重视“国民精神”。《文政审议会官制》规定该审议会调查审议的首要内容便是“国民精神之振作”，时任首相清浦奎吾在该会成立大会上号召要“朝野竭尽一致，努力振兴国民精神，以期发扬圣旨之切要。”时任文部大臣江木千之说明该审议会设立的理由之一就是：“欲彻底实现振兴国民精神诏书之宗旨。”

文政审议会审议的各项内容均强调“德性”与“德操”。例如，关于初等教育，首相1924年5月要求审议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时提出“（高等小学）进一步加强涵养德性”。关于中等教育，首相咨询中提出由文部省编纂中等教育学校的修身、日语汉文、历史3科标准教科书，理由是：“（现行中等教科书）编述总体上偏于个人修养，而在养成国家及公民观念方面颇为遗憾，……中等教育上振作精神尤为急务。”文政审议会进而要求中学教育的宗旨首先是“施以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希望基于教育敕语之旨趣，靠学校教育整体实行道德教育，常引导学生实践躬行，特别用意于养成国民道德，使其领会我建国之本义与国体之尊严、明忠孝之大义、并巩固其信念”。另外，审议会建议将当时《师范教育令》第一条中的“特别是涵养国家思想”改为“养成国体观念”，意在突出“国体”。

基于上述建议，日本政府先后于1925年4月、1926年4月修订了《师范学校规程》《小学校令》，将师范学校及小学课程中的“日本历史”改为“国史”，意在强调“国”。继而，于1928年1月修订《专门学校令》，在原专门学校的教育目的中新增“在专门学校应留意陶冶人格及培养国体观念”的规定。

第三，国定修身教科书中的“皇国”。

初等教育领域则进一步在修身等课程的国定教科书中增加了有关“皇国”的内容，加强了对皇室、《教育敕语》、各种节日、国旗、国歌等的记述。

该时期使用的第三期国定修身教科书《普通小学修身书》（第1—6卷，1918年2月开始刊行，至1923年刊行完毕）中，加强“皇国”的内容如下：

第一，仍然重视《教育敕语》。第三期同第二期一样，将《教育敕语》全文刊于第四、五卷卷首，并在六年级最后三课详细讲授其内容。

第二，有关皇室内容的比重进一步增加。第三期“整体上使用的素材中，有关天皇、国家、社会的道德素材比重增加，人际关系的道德与个人道德均减少”。其中，有关明治天皇的记述发生了明显变化，如第三期第一卷“天皇陛下”一课的内容为“天皇陛下万岁”，而第二期的内容为“这里是天皇陛下之出行处”。此外，第三期第四卷中，有关明治天皇的内容除了记述天皇亲临广岛大本营的事例外（第二期第四卷该处仅记述明治天皇的该事），还记述天皇视民如子、与民同甘共苦，巡行新潟县时向许多盲人下赐救济金，多次救助蒙受地震、洪水、火灾等灾难的人们，冒雨观看爱知县的大演习，日常生活极其朴素节约等事例，旨在渲染天皇对国民的“恩德”。

第三，渲染皇室的“神性”。从第三期开始，第三卷“皇大神宫”一课中首次直接出现“天照大神”的名称：“皇大神宫是供奉天皇陛下之祖先——天照大神——之神宫。”

第四，通过节日、国旗国歌、靖国神社等培养国民的“尊皇”意识。有关国家节日，第三期第三卷在“节日”一课中记述了新年、纪元节、天长节三大节的意义（第二期第四卷才讲述）。关于靖国神社，第三期第四卷（第一期未单列一课，第二期第四卷开始单列一课）中将第二期中的“该社供奉着为国而死的人们”改为“该社供奉着为君为国而死的人们”，将最后号召国民的“为国为君尽忠”改为“为君为国尽忠”，即强调“君”优先于“国”。

综上可见，一战后的日本虽然经历了大正民主运动，然而皇国意识在各级各类教育领域非但未被削弱，反而被进一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