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的分权程度，是衡量教育民主的标志；教育行政的独立程度，是衡量教育自由的标志。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中央政府则开始制度性地加强了对地方教育行政的集权，同时也加强了其他领域对教育行政的干涉。

第一，教育集权程度的加强。

该时期教育集权程度的加强，主要表现在中央教育决策权的上移、对地方教育行政统制的加强两个方面。

首先，在中央教育决策权方面，日本政府的教育决策机制是设立教育审议机构，汇集各领域的人才培养要求、由各方力量共同决定教育改革政策。最早的教育审议机构是高等教育会议（1896.12.28—1913.6.13）、教育调查会（1913.6.13—1917.9.21），两个机构均隶属于文部大臣。

然而，1917年9月设立了日本近代第一个直属内阁首相的教育审议机构——“临时教育会议”（1917.9—1919.5）。《临时教育会议官制》第一条规定：“临时教育会议属内阁总理大臣监督、调查审议有关教育的重要事项”。临时教育会议共历时1年8个月，其间针对首相的咨询提出了9项报告（小学、男子高等普通教育、大学教育及专门教育、师范教育、视学制度、女子教育、实业教育、通俗教育、学位制度）、2项建议（《振兴军事体操的建议》《一般设施完善教育效果的建议》），其内容几乎涉及整个教育及其相关领域。日本政府根据上述建议，对学校教育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因此可以说，“大正时代后期至昭和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均发端于该会议（临时教育会议）的咨询建议”，临时教育会议决定了大正时代后期的日本教育体制改革，而其所属由其前身教育调查会的文部省上移至首相，说明中央教育行政决策的集权程度进一步提高。

1924年，日本政府设立了又一直属首相的教育审议机构——“文政审议会”（1924.4—1935.12）。该审议会“由首相监督，并根据其咨询调查审议振作国民精神、教育方针及其他文政重要事项”，成员包括总裁1人、副总裁2人及委员40余人。该审议会召开期间共提出咨询报告12项，内容涉及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几乎整个教育领域，在12项咨询建议中，除“修改学位令”一项未实施外，其余均被付诸实施。文政审议会不同于临时教育会议，其总裁由首相亲自担任，副总裁中的1人由文部大臣担任，干事长由文部次官担任。可见，中央教育行政决策机构的集权程度进一步加强。

而且，临时教育会议、文政审议会均为“秘密会议”，不允许普通民众参与、旁听。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在大正后期设立的临时教育会议、文政审议会等教育决策机构，表面上集官民、各界于一堂共商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民主性；但实质上，它们只是统治阶层内部进行协商的场所，只是为了将统治阶层内部各领域的教育要求落实到教育政策当中，而无视了普通国民的教育需求、排除了普通民众的教育参与权。因此可以说，大正后期以教育审议机构为代表的教育行政机制，只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民主，而并非真正的民主。

其次，在对地方教育行政统制的方面，日本政府在大正后期也开始有所加强。例如，临时教育会议于1918年7月提出有关视学制度的报告，建议加强中央文部省及地方的视学制度。日本政府根据该建议，对视学制度做了如下改革：一是从1919年开始，将文部省视学官由兼职改为专职；二是增加文部省督学官的人数，1921年将督学官由7人改为9人，此后又逐年增加，1927年15人、1932年17人；三是改革地方视学制度，1926年开始在道府县设置学务部，增加府县视学，1928年在北海道及府县设置专任视学官。

日本政府加强视学制度的主要目的，是控制教育领域民主、自由思潮的发展。临时教育会议建议加强视学制度的首要理由是：“值此国民思想变动最为忧虑之秋，涵养健全之思想，需要教育上特别严密周到之指导监督。”例如，1922年1月，茨城县知事就曾在郡视学会议上批判自由教育论，并严禁教师参加自由教育的研究会；1924年11月，文部省向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派遣督学官，目的是纠正自由教育的过度发展；1925年5月，督学官森冈在视学讲习会上做出指示，要求各视学加强对新教育的监督。

第二，教育行政受干涉程度的加强。

一战后，皇权、军界、经济界等均开始制度化地干预教育行政，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受到侵害。

首先，天皇的辅弼机构——枢密院顾问官开始参与教育决策。原本《枢密顾问官制》及《枢密院事务规程》规定枢密院不得干预施政，不得与其他官署、帝国议会等交涉，当然原则上也不允许参与教育行政事务。但临时教育审议会中先后有3名枢密顾问官任委员，文政审议会设立时有4名专任枢密顾问官、1名帝国学士院院士兼任枢密顾问官任委员，“此4名枢密顾问官均为临时教育会议的委员，而且是文政审议会的核心成员”。时任文部大臣江木千之对此说明道：“枢密顾问官近来成为行政机构委员之一……先帝曾令枢密院特别留意教育……故在枢密院议长谅解之下，由4名顾问官担任委员”。此外，皇族或敕选的贵族院议员也参与教育决策，临时教育会议委员中有贵族院议员9人、文政审议会委员中有28人。皇室势力参与教育决策，反映了皇权在教育行政领域内的加强。

其次，军界进一步参与教育决策。临时教育会议的36名委员中，有2名军界人员，最初为陆军次官、海军教育本部部长，后改为陆军教育总监部本部长、海军教育本部第一部长；此外，临时教育会议的52名历任委员中，有33人出身士族。文政审议会的总裁先后由11位首相担任，其中首相田中义一时任预备役陆军大将、最后两任的斋藤实及冈田启介均为现役海军大将；文政审议会刚设立时的委员中，包括3名军界官员：陆军方面为1名军事参议官、陆军大将与1名预备役陆军中将，海军方面为1名预备役海军大将。可见，较之前一阶段，军界势力对教育决策的干预程度有所加强。

进而，经济界也参与到教育决策中。临时教育会议的成员中包括3名经济界人士，文政审议会刚设立时的43名委员中，包括经济系统的大藏次官1人、农商务次官1人、财界4人。这些人作为代言人，将经济界的教育要求、人才培养需求反映到了教育政策当中。但与此同时，经济界对教育行政的参与，也势必有损教育行政的独立性。

各界参与教育行政，可以使教育有效地为其服务，增强自身实力，但当各界的利益取向日趋武力对外时，教育也必然沦为对外战争的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