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是打着“王政复古”的旗号进行并取得胜利的，因此，新建立的明治政府也颇具“尊皇”色彩，教育政策也不例外。1868年4月，明治天皇率领公卿诸侯在紫宸殿祭祀天地神祇，宣布了明治新政府的“纲领”和“施政方针”《五条誓文》，其中有关教育的第五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60]，即为日本近代教育发展的总方针，显然，“求知识于世界”为途径与方法，而“大振皇基”才是教育的宗旨与目的。

该时期，具体的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中也体现着“皇道主义”特征。1868年3月，明治政府在京都设置“学校掛”（学校主管），任命宣扬“皇道主义”的玉松操、平田铁胤、矢野玄道等国学者为“学校取调”（学校调查员）；“学校掛”于同年4月提出了复古色彩的《学舍制》，建议恢复《大宝律令》中的大学寮。

1868年4月，国学者们提出的《学舍制》中，所列学舍设施之首即为“皇祖天神社”，并要求“于寮中奉请，大学别当为其祭主，四时一次，由全体长官及学生仕奉祭祀”。[61]寮内设立寮长一人，称“大学别当”或“大学总领”，由亲王担任，总判皇祖天神宫祭祀等寮内事务；设置“大学头”一人，由公卿担任，执掌与别当相同。[62]案中建议的教学机构为“五宇七局”[63]，其中之首为“本教学一宇二局”，“由大学博士以下管辖之，上奉神圣之大道，教授学生修身齐家及显幽二分之徽旨、天地之大义。”所授之五科之首为“神典”“皇籍”（其余为“杂史”“地志”“经传”）。[64]以古代的大学寮为基础，设置学簧五宇七局；该计划改变了以往重视明经之道的传统，而是将神典、皇籍等列为首要内容；同时一改《大宝律令》（701年）以后官立学寮祭奠孔子的惯例，建议祭祀皇祖天神社。1868年9月，日本政府下令在京都设立皇学所和汉学所[65]，两学所的规则中规定“汉土西洋之学，共为皇道之羽翼”[66]，“皇道”居于核心地位；皇学所内还设有“皇祖天神大宫”，用来合祭天照大神等31个神位。

继而，1869年8月，明治政府设立“大学校”，以国学、汉学为主导的昌平学校为本校，而近代意义的开成学校、医学校为分局。1870年8月，由于国学与汉学之争，政府关闭了两者的“大本营”——大学本校。另外，1869年8月，明治政府设立“大学校”，其总原则为：“盖神典国典之要，在尊皇道、辨国体。即可谓皇国之目的、学者之先务”。[67]可见具有近代意义的大学校虽然综合各学派之所长，但仍以“皇道”为核心；同年9月，大学校举行祭奠活动“学神祭”时，专门祭拜皇祖大神等日本诸神。

社会教化领域也体现着“皇道主义”特征。明治政府颇为重视有关天皇的节日，如1868年10月创设祝贺天皇生日的“天长节”，并恢复或创设了新尝祭、元始祭、神武天皇祭等，意在国民日常生活中加强天皇的影响力。继而，从1870年2月开始在全国开展“大教宣布运动”，旨在向地方民众普及皇道思想，提高天皇权威。同月，神祇省为此发布了《大教宣布诏书》，其内容为：“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承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美风俗于下。而中世以后，时有污隆、道有显晦矣。今也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之大道也，因新命宣教使布教天下，汝群臣庶众体其斯旨。”[68]政府向全国各府藩县派遣了宣教使，同年5月的《宣教使须知》中明确要求：“真正昭明皇祖之大道，尊信皇祖之大教，生死不惑依赖神明，敬慎我之言行，志愿以身为天下众庶之先导，为紧要之第一义也。”[69] 1872年4月，明治政府发布《三条教宪》，内容为：“一，体敬神爱国之旨；二，明天理人道；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70]

在学校教育领域，以1870年8月“大学本校”的关闭为标志，“复古主义”不再居于教育政策的主导地位，但也并未彻底消失，而是表现为天皇对教育事务的参与。例如，天皇于1871年10月、1872年4、5月曾召见大学东校及南校的外籍教师，并视察大学东校及南校。此外，1868年4月，新政府下令恢复位于京都的皇族教育机构学习院（始建于1847年），同年5月，政府下令将学习院改为大学寮代，即试图以学习院代替大学，实施大学教育。[71]

可见，《学制》之前，日本政府实施了以“皇道”为教育最终目的与核心内容、且试图将其“神”化的“皇道主义”教育政策。日本学者也指出：“明治教育史的初期，存在过皇道主义教育的时期。这一事实具有不可等闲视之的重要性。”[72]“（明治）维新后不久，也有一个皇国思想支配教育的时期，它成为后来国教主义、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源流。”[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