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时代，统治者尤其注重对武士阶级进行“武育”，颇为重视武艺、武学。早在1615年，德川幕府以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名义发布的“元和令”（后几经各代幕府将军修改重颁，被称为“武家诸法度”，共13条）第1条便规定：“文武弓马之道，应专于相嗜。文左武右古之法也，应予兼备。”[40]然而，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曾一度采取文治主义，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则完全贯彻了儒教主义的教化方针，[41]导致武士间出现文弱之风。此后，德川吉宗在推行享保改革之际，着力于奖励武艺、刷新士风、培养尚武精神；在此后的宽政改革、天保改革过程中，幕府也都致力于奖励文武两道，振奋士风。

“武育”在幕府直辖学校、各藩校等统治阶级的教育机构中也颇受重视。幕府直辖学校的最高学府昌平坂学问所便设有跑马场。[42]各藩校则大都设有跑马场、射箭场、游泳场等，在讲授“四书五经”的同时，讲授武艺，大多数藩校上午讲授课程知识，下午传授武艺，将文武两方面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幕府末期，各藩为了在全藩范围内培养和选拔能够主持藩政改革的人才，制定了“文武课业法”，规定藩士有义务入藩校学习，并根据藩士的俸禄详细规定了每月必须入学的天数、应学习的文武内容等，规定不能完成藩校规定的文武课业者，将影响到就任或升职，有的还要削减其俸禄。

“武育”也实施于武士的家庭教育。武家子弟不仅在学校教育机构接受文武两道之教育，在其成长的家庭中也接受、传授同样的教育。例如，日本近代军政两界的主要人物之一山县有朋便“作为长州藩下级士族山县有稔之长子，……自幼从父学习经史、和歌，从师学习击剑、柔术、枪术，尤其枪术是获得真传的本领。”[43]山县有朋后来在其《军备意见书》（1871年12月）中开篇即指出：“……我邦从前……无文武之别……”。[44]

“武育”还影响到平民阶级的教育机构。寺子屋作为平民教育机构的主体之一，在江户时代开始成为独立的民间性质教育机构时，其开设者中便有武士，[45]其经营管理者、授课教师、开设者虽然绝大多数是农、工、商或医生等平民百姓，但是也有武士经营寺子屋。武士开设平民教育机构，便必然将武家色彩带入教育内容及管理方式中。

幕末时期的学校论中也将“武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佐藤信渊在其《垂统秘录》（1833年口述）中所论学校制度，主张小学成绩优秀者继续学习学问、武艺。[46]帆足万里在其《东潜夫论》（1844年）中主张在江户附近设立大学，该大学开设的四类主要课程便包括“兵学、武艺”（其余两类为汉学、史学）。

日本著名教育史研究者海后宗臣在东京审判的证词（1946年6月18日）中指出：“我认为要谈日本的军事教育，必须回顾一下历史。历史地来看，日本在80年前为武家时代，……其间所实施的教育以培养武士为根本，因此不得不说整体上具有军事教育的色彩。明治以后的整个教育也继承了武家时代的各种传统，一般可以说是军事性的。”[47]

幕府末期，日本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吓下被迫开国，这促使日本朝野关注并重视西方军事的发展。幕府曾经令1862年的赴欧使节团“要特别用心调查各国政事、学校、军政”。[48] 1867年，加藤弘之（时任开成所教授）将德国人普洛克1862年出版的著作中的图、表翻译成《西洋各国盛衰强弱一览表》，其中第五表详细列出了西方主要国家的年度收入·支出、陆军及海军军费、军费在年度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并特别指出：“陆海二军之费用，为年度支出之一部分，为诸费用中最重大者，特列举之。”[49]

在此前后，幕府及各藩积极地采取了近代军事改革措施。幕府1842年起用幕府官吏江川英龙推行西式军事改革，1853年至1867年陆续建立了拥有近代设备的江户大筒铸立场（铸炮场）、浦贺造船所、石川岛造船所、关口大炮制作所、江户泷野川火药制造所等军事工业基地。各藩也纷纷发展西式军事，1851—1862年间，各藩共建造反射炉28座、筑炮约360余门。[50] 1864年12月，高杉晋作、伊藤博文、木户孝允掌握了长州藩藩政后，启用精通西方军事的大村益次郎改革军制：一律更换新式兵器；解散旧式军队，编成近代步炮兵，大名与藩士的家臣兵卒都脱籍参加，并吸收农商出身的青年接受新式军事训练。[51]

上述西式军事改革要求各类教育机构大力培养精通西方军事的人才，因而使“兵学”不断发展。幕府首先颇为重视西式军事教育。早在1841年，幕府官吏江川英龙便开始教授西洋军事，其门人来自30余藩，其中包括佐久间象山、木户孝允等日后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要人物。幕府1854年开办西式陆军军官学校的讲武所（陆军所），1855年在长崎设立“海军传习所”，1857年开办军舰操练所。其中，“海军传习所”学员由幕府及各藩指派，总计129人；讲习内容包括数学、测量学、机械学、造船航海技术、炮术、地理、历史及实际应用演习；幕府海军将领胜海舟、榎本武扬等均毕业于该传习所。幕府1862年派遣使节团赴欧洲时曾要求使节团购买“文武学校规则之书”。[52]

各藩也重视“兵学”，并将其与本藩的军事改革结合起来。萨摩藩早在天保改革（1830—1843年）时期便开始采用西式兵学制造大炮和火药、设置炮台，岛津齐彬继任藩主后，更热心于搜集、翻译有关炮术、造船的西方书籍。福井藩1855年设立“洋书习学所”，吸纳志愿学习洋学者学习“兵法、器械术、物产、水利、耕织”等。佐贺藩1854年设立“精炼方”，研究以铸造大炮为主的西洋炮术。长州藩曾设“西洋学所”研究兵学。[53]幕末时期，70余所藩校开设的西洋学科中便包括兵学，有的藩专门设立了军事藩校。[54]

幕府末期，“（洋学）转变为以研究西方军事科学为主”[55]。1854—1868年间，有关军事科学的译著达262种。[56]各类洋学塾更起到了培养西方军事人才的作用。佐久间象山于1848（嘉永元）年以后开设了两所军事科学方面的洋学塾。伊东玄朴在江户开设的象先堂，培养出了日本海军创始人之一的肥田滨五郎。绪方洪庵（1810—1863）在大阪开设的适塾（1838年）也培养出了诸多具有西方科学和思想的军事家，包括日本陆军创始人、明治政府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以及陆军西化指导者大鸟圭介等。[57]

幕末时期日本的“武育”传统、西方“兵学”的发展，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发展的土壤。

总之，日本幕末教育的封建性特征、近代性因素以及武育传统，都作为前近代教育的组成部分，成为日本近现代教育政策的基础与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