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幕末日本教育的“封建性”特征

幕府末期的日本仍然处于封建社会，因此，其教育也必然具有封建教育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教育行政的分散性。幕末时期，日本各类教育机构的行政所属各不相同：幕府直辖学校由德川幕府在江户或其直辖领地内设立、管辖；藩校由各藩独立设置、运营；乡校的设立者不一，但均受其所在藩的监督；私塾由个人设立；寺子屋也基本上由个人设立。作为中央政府的幕府，在大部分时间内没有对全国的教育发展进行调查（除后述的1862年“文久学制改革”之外），也无意于制定详细的教育改革计划；既没有统一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不对各类学校进行统一的行政管理，也没有统一的教师制度、统一的教学课程及教科书要求。该时期的教育行政，具有封建教育的普遍特征，即分散性和各自为政。

第二，教育机构的等级性。幕府时代，日本政府将全体国民严格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各个等级的权利义务迥然不同、截然分离。因此，教育领域也随之明显带有阶级等级色彩，即幕府直辖学校、藩校、私塾、学习院专为统治阶级设立，而不允许平民入学。例如，幕府直辖学校的昌平坂学问所1793（宽政5）年的“学规”中明确规定：“僧徒、商工、乐伎……禁止入学。商工业者中，仅限于抛弃本业而笃志于学者，允许其列于学生之末入学”，“1797年改革学制，……只允许幕臣及其子弟入学。”[24]藩校在初期也不允许平民入学，幕府末年虽开始允许一般庶民入学，但234所藩校中仍有89所藩校明确禁止庶民入学。[25]私塾的招收对象原则上不问身份，但如前所述，基本上仍是居统治地位的士族占多数。学习院的招生对象严格地限制为皇族。乡校、寺子屋则是平民教育机构，主要为农、工、商阶层的子弟开设，培养普通民众。可见，幕府末期的各类学校教育机构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以便为封建等级社会培养各级人才。

第三，教育内容的非科学性。整个德川幕府时期，儒学，尤其是朱子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朱子学也必然成为教育的灵魂和基本内容，贯彻于江户时代教育的各个方面”[26]。及至幕末时期，统治阶级的教育机构仍然主要教授人文、经典，例如，幕府直辖学校的代表昌平坂学问所，一直以四书、五经、三礼、《左传》《史记》、诗文等为主要教学内容；各藩校的教学内容最初大多效仿幕府直辖学校教授儒学，幕末虽然加入了洋学内容（详见后述），但仍以经、史、诗文等为主；私塾传授的内容可以分为儒学、国学、洋学、医学等，其中有专门教授儒学、国学内容的私塾；学习院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儒学经典及皇学讲义。平民教育机构则主要教授简单生活实用内容，例如，乡校主要教授法令布告的讲释与读写、算盘等；寺子屋主要教授与町人的商业及生活有关的读、写、算等，具有实用性的特点。可见，无论是统治阶级的教育机构，还是面向平民的教育机构，其教育的主体内容均具有非科学性的特征。

第四，教育方法的个别性。幕府末期的各类学校主要还是采取个别授课的方式，尚没有出现统一的班级授课制。例如，直辖学校的昌平坂学问所将教学过程分为三个步骤：一是“素读”，即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只念指定的教科书而不讲解；二是“讲解”，即按长期学习计划讲解指定的经学教科书；三是“会读”（阅读后集体讨论）和“轮讲”，即集体讨论，进行专门的自由研究。藩校也基本上主要采用“素读”与讲解的教学方法：朗读传授经书的章句，采取个别教学的方式。

第五，教育普及程度的不平衡性。幕府末期的教育存在两方面的不平衡性：一是各地区间的差异。关东、近畿等发达地区的大多数儿童都能够就学，江户平民1848—1860年之间的就学率约为86%[27]，“江户的小商店店主以上家庭的子弟几乎全都入了寺子屋”[28]；京都和大阪等大城市的入学率也很高。经济不发达地区或偏远地区的教育普及程度则较低，东北、九州等地的平均就学率仅为25%左右。[29]二是男女受教育程度的差别。虽然日本封建时代女子受教育的程度相对较高[30]，但幕府末期女子的教育普及程度远不如男子。据估算，幕末日本女子的就学率仅为男子的39%，其中以关东的42%为最高，东北只有5%。[31]

上述幕末教育的“封建性”主体特征，是由该时期的封建社会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但与此同时，该时期作为近代日本的前夜，又必然具有某些“近代性”因素，教育领域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