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时代的教育主要分为统治阶级的武士教育和被统治阶级的平民教育两大部分。实施武士教育的机构有幕府的直辖学校、各藩的藩校以及各类私塾，实施平民教育的机构主要是寺子屋和乡校。

幕府直辖学校是幕府专为幕臣子弟设置的学校，是培养辅佐幕政的官吏和实务人才的教育机构。德川幕府共先后设立了21所幕府直辖学校。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早成立的是昌平坂学问所，该校的前身是1630年幕府儒学教头林罗山在幕府封赐地建立的学问所，1691年由幕府收归幕府直接领导，改称昌平坂学问所。昌平坂学问所是德川幕府时代儒学教育的最高学府，主要教授经义（四书、五经、三礼）、史学（左传、史记、两汉书、通鉴纲要）、诗文、博读、皇邦典故。1790年“宽政异学之禁”只传授朱子学。幕府末期，由于受国内外各种形式变化的影响，昌平坂学问所的课程也进行了部分改革，学科改为经科、中国史科、日本史科、刑政史科，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学习意愿选科。此外，还计划增加天文、地理、算术、物理等实用学科，但未等到实行，幕府就被推翻了。昌平坂学问招生的对象是幕府的家臣-旗本（上级武士）、“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子弟，禁止其他阶层的人入学。

除昌平坂学问所之外，幕府还在其直辖领地设立了其他的儒学教育机构，教育在各地任官的幕臣子弟。其中包括长崎的明伦堂、甲府的徽典馆、骏府的明新馆、佐渡的修教馆、日光的日光学问所等。这些学校的儒学教官大都由昌平坂学问所派遣，据统计，在一个时期内，藩校的657名教师中，昌平坂学问所出身者242名，占总数的36.8%。[7]幕府直辖学校中还有教授西方科学技术及语言的洋学校，如开成所（洋学，1863年）、医学所（西医，1863年）、陆军所（1854年）、海军所（1855年）、“英语传习所”（1858年）等。

藩校是各藩为藩士子弟设立的学校，主要为了培养藩政统治所需的人才，由各藩独立经营管理。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全国共有大小300个藩，而全国共有藩校219所[8]，其中1830—1867年的37年间共设立藩校50所。也就是说，幕府末期绝大部分藩都有自己的藩校，而且平均每年至少新增设1所藩校。

藩校初期的招收对象主要是本藩的武士子弟，入学年龄大体上是7—9岁，在学期间为8—9年。教学内容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德川前期（1603—1680年）在培养目标、组织形式、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主要模仿昌平坂学问所，教授以“四书五经”为教材的儒学，外加武艺。德川中期（1680—1716年）开始加入实学的内容。到了幕府末期，各藩更加重视藩校对人才的培养，或在原有藩校中开设新课，或建立各种学问的专门藩校，藩校教育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势头。而且，藩校的规模也日益增大。有的大藩为了容纳众多的入学者而建设了较大规模的校舍，使得藩校的发展比其他形式的教育组织（如寺子屋、乡校、私塾等）规模要大得多。有的藩要综合的管理与运营原有的藩校与新开设的洋学校、医学校等各种新式藩校，于是在该藩中便形成了综合的学校群。

寺子屋是专门为平民子弟开设的初等教育机构。据日本学者石川谦考证，寺子屋从1716年开始出现增加的势头，1751年开始数量急剧增加，1830年以后达到全盛时期。截至1867年，日本全国的寺子屋总数为10299所[9]，其中1830—1867年的37年间开设6691所，占总数的65%。[10]也就是说，寺子屋教育在幕末时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寺子屋早期主要接收町人阶层的子弟入学，入学年龄多为5—7岁，在学年限为3—4年或者更多。寺子屋教育的发展是町人势力崛起的产物，在町人势力不断发展的同时，货币经济也在向城市及农村渗透。因此，农村及其他行业也开始设立寺子屋。寺子屋的规模大小不一，一般从20人到50人，江户、大阪等大城市中有的达到100人以上，至少有5所超过了300人。[11]寺子屋的教育内容并不统一，一般主要教授读、写、算（珠算和笔算）。所用的教材称“往来物”，町人阶层主要使用《商卖往来》，为农村及其他行业开设的寺子屋则使用《百姓往来》《农业往来》《番匠往来》等教材。往来物的种类非常之多，据日本学者石川松太郎统计，到幕末多达7000种[12]，包括地理教材、道德教训、实业知识等。寺子屋在性质上是民间教育机构，其经营和管理不受幕府或藩的限制，经营管理者和教师以及开设者大多数是农、工、商或医生等平民百姓，也有部分武士、神官和僧侣等。

乡校[13]是为农民子弟设立的教育机构。据统计，截至1867年，全国共有乡校111所，其中1830—1867年间开设78所，占总数的70.2%。[14]乡校的数量在幕末时期虽然显著增加了，但与同时期的寺子屋相比却要少得多。例如，1830—1867年间新设寺子屋6691所，是新设乡校数的85.8倍。

乡校或由幕府及各藩直接设立，或由家老等藩中有能力的人或代官自费在其领地内设立，或由民间的有志之士出资设立。无论何种形式的乡校都要受到藩的监督。乡校的教育对象与藩校不同，只招收平民子弟入学，学生的入学年龄大体上是7、8岁。乡校主要教授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读、写、算知识，通过讲解浅显的儒学伦理、讲释及读写法令布告等进行。其特点是重视道德教育，各藩的办学者企图通过乡校来“淳化社会风尚”，“革除平民中间的恶习弊风”。因此，教育重点是培养被统治者应有的心理与做法。由此可见，这种教育机构是当政者为了其自身的统治利益而设立的，并非为了农民自身的利益。

私塾是由学者在私宅设立的教授某一专门学问的设施。日本的私塾在德川中期以后开始发达起来。尤其到了幕府末期，随着学术的发展，各种学派不断涌现，许多学者自立门户，对好学的青年开放。私塾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有的甚至可以招收一千人以上的学生，其规模不亚于幕府直辖学校和藩校。据统计，1829年日本全国共有私塾437所，1853年有1066所，1867年达到1528所。[15]

私塾的设置者，多半是不从事其他专门职业的民间学者，也有一部分是在幕府直辖学校或藩校从事教育工作的学者，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开设私塾。私塾传授的内容因老师的专长和爱好而设，有儒学、国学、洋学和医学等。教学尊重学生个人的要求，不采取统一形式，各私塾的培养目标也不同。例如，绪方洪庵（1810—1863）于1838年在大阪开设的“适适斋”学塾，主要从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许多志士，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福泽喻吉等都出于其门下[16]；石田梅岩的弟子手岛堵庵在京都开设的“名伦舍”培养工商业者，吉田松阴在长州开设的“松下村塾”多出维新志士。私塾的招收对象比较灵活，凡愿入学者不问身份和出身，一概招收，但绝不强制，全凭自愿。学生的年龄一般都比较大。但由于私塾授课内容的专业性，决定了只有具备一定知识基础的人方能入学，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能够接受良好教育的主要是武士阶级，因此塾生大多数是武士。如佐久间象山在1848年以后开设的两所军事科学方面的洋学塾中，1849—1854年的6年间共招收塾生434名，其中武士360名，浪人等4名，神官1名，庶民5名，身份不明者64名[17]，武士所占比例高达83%。因此，可将各类私塾教育也归为对统治阶级实施教育的机构。

幕末时期发达的教育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首先，幕末的教育体制为明治维新后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人才储备：幕府直辖学校在明治维新后发展成为近代高等教育机构，明治政府1877年建立的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便是由原幕府直辖学校昌平坂学问所、开成所、医学所合并而成的；藩校是近代中学的基础，大多数藩校在明治维新后发展成为中学或专科学校；寺子屋是在平民中间发展起来的初等教育设施，明治维新后，许多寺子屋被直接改编成近代小学。而且，数量庞大的寺子屋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初等教育工作者，在明治政府颁布《学制》设置师范学校、培养近代师资之前，寺子屋的教师填补了这一空白；私塾在日本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为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后成立的高等专门学校，很多是在私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福泽喻吉在江户设立的庆应义塾，后来发展为庆应大学。可以说，幕府末期的教育遗产，既为近代教育准备了硬件（校舍等），也为近代教育提供了可供利用的软件（师资、管理经验等）。

其次，幕末教育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数量上的保障。前文已经列出了截至1867年各级教育机构的数量：相当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幕府直辖学校21所，相当于高等专门学校的私塾1528所，相当于中等教育机构的藩校219所，相当于小学的寺子屋10299所。而在“学制”颁布实施6年后的1878年，大学仅1所，专科学校及外语学校共84所，中等教育的中学、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共694所，小学共26584所。[18]也就是说，虽然在小学及包括师范学校在内的中等教育的数量上，幕末时期的教育组织机构数量不及后来的近代教育机构，但在各级教育机构的总量上，两者大体相当。幕末时期日本教育的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幕府末期教育之所以如此发达，原因在于日本社会上下对教育的普遍重视。这种对教育的重视是逐渐形成的。幕府时代，地方行政的最小单位是“五人组”，对于上级命令要采取连带责任加以服从。每组设一组长，组长有责任让其辖区内的每一个人明白上级的指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组长大多让辖区内的家属依次朗读告示，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1726（享保十一）年，将军德川吉宗下令一般老百姓都要能够阅读《五人组帐》，而且这一规矩一直延续下来。[19]各藩也为了强化社会道德风气而重视教育。例如，冈山藩主池田光政担心藩内领民因不学而不明人伦，故而于1668（宽文8）年在领内123个村中每村设立一所“手习所”（相当于公立平民学校的初等教育机构），让领内庶民接受读书、习字的教育。[20]幕府及各藩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但它客观上使一般民众都具有了一定的读写能力。据不完全统计，幕府末期男子的识字率为40—50%，女子为15%。[21]另据日本学者统计，1853—1867年入寺子屋、藩校、乡学、私塾接受教育的人数达到113万余人[22]，而刚开始实施新学制的1873年入学人数为133万余人。[23]在幕府末期，许多国民都能从基础教育开始，按部就班，依次进入较高的教育阶段，一般国民已经养成了有规律的学习经验，对现代教育很有规律的学习有了心理准备。这种心理准备以及对教育之必要性的普遍认可，既与幕府末期日本教育的发达互为因果，同时也为明治维新后近代强制性教育的推广普及打下了潜在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