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教育政策的展开及其右倾化 一、近代教育政策的基础——幕末教育及其三重因素 （一）幕末时期教育发展的背景

日本的幕末时期大体上指19世纪中期前后至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的这一段时间。这一时期是日本封建幕藩体制逐渐瓦解崩溃的时期，封建体制的瓦解源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日本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早在18世纪初期，商品货币经济便以京都、大阪、江户为中心迅速发展。新经济形式的发展造成了新的阶级分化，城市商人中产生出持有重金的“豪商”，农村则形成以村吏为主的“豪农”。这些“豪农、豪商”成为新的剥削阶层，不仅剥削农民及其他破产者，而且与原来的封建领主争夺经济利益，从而造成幕府与各藩的财政拮据。幕府及各藩领主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又进一步加剧了对农民及城市贫民的剥削。在领主、地主、商业高利贷者的重重盘剥之下，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农民与城市贫民的生活日益贫困，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市民暴动频繁爆发，从而严重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不断扩大工业发展的海外市场和原料来源，从18世纪中叶起开始觊觎日本。英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打败中国后，西方势力更加紧了对日本的入侵。1837年至1853年的16年间，美、法、俄等国先后5次到达日本，迫使日本开国。日本在西方势力的强大攻势之下，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内忧外患之下，幕府与各藩都不得不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以改善武士及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二是采取积极的文教政策，以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同时加强社会教化，以维护封建秩序。前者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社会对各种人才及普通民众一般识字率的要求增强，从而成为当时教育发展的客观动力，间接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后者如1855年幕府设立讲武所、海军传习所，雇佣荷兰人教官，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积极吸收西洋文化等，直接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另如在农村设立乡校，鼓励心学、报德教等社会教化运动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农村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总之，上述幕府及各藩为了解决危机而实行的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此一时期，日本还积极地引进与吸收西方国家的教育经验，为本国的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幕末时期日本吸收西方教育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各类介绍或研究西方国家的洋学书籍；二是派往西方国家的官方外交使节和留学生。

日本最早流传的介绍西方教育情况的书籍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1623年所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书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期以法国为主的欧洲大中小学的年限、课程、教师等教育情况。这两部著作的手抄本于18世纪末期在日本流传，被当时的藩政要人、兰学者、甚至有些儒学者和国学者所广泛阅读。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书中有关西方教育的介绍虽然已相距200余年，但这两部著作对于当时的有识之士认识西方教育情况起了重要的作用。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初期，一些兰学者在研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开始著书介绍西方传授各种科学的大学，如前野良泽的《管蠡秘言》山村才助的《地学初问坤舆约说》《增订增译采览异言》《大西要录》等。19世纪30年代，随着封建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幕府及各藩在改革过程中认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从而开始注意西方的教育情况。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青地林宗的《舆地志略》及渡边华山的《外国事情书》。其中《舆地志略》比此前的任何一部地理书都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教育情况。渡边华山则在全面介绍西方情况的基础上，记述了西方国家培养人才的学校制度，指出西方的国王“将造土开物之学校尤作为政事之根本，学校之繁荣，为唐土〔中国〕所不及”[1]。

到了19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朝野上下痛感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的威胁，因而更加积极地著书立说研究西方学问，对西方教育情况的介绍也急速增加。如箕作省吾的《坤舆图识》（1845年）中详细介绍了法国的学校制度，并且介绍了裴斯泰洛齐与费伦伯格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箕作阮甫的《八纮通志》（1851年）介绍了拿破仑就任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以来的教育改革、英国产业革命下的教育设施等，内容涉及国民教育的内容、大学等专门教育机构的情况、教育制度与产业发展乃至国家繁荣的关系等。上述著作大多依据19世纪以后出版的荷兰书籍，因此当时日本吸收的西方教育信息是最新的，与西方国家的教育发展状况几乎没有时间差。另外，上述书籍大都以印刷本的形式发行，对当时普及西方教育情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幕府末年，日本共向欧美派遣了六次使节团：1860年赴美使节团、1862年赴欧使节团、1864年赴法使节团、1865年赴法使节团、1866年赴俄使节团、1867年赴法使节团。遣欧美使节团除了进行正式的外交交涉之外，也参观了西方国家的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机构以及残疾人学校等教育设施。使节团成员大多强烈地感受到了文明发达与教育制度完备之间的密切关系，并留下了众多的见闻录。例如，1860年赴美使节团成员玉虫谊的《航米日志》中，便记录了美国的学校制度：“学璜有乡学馆与县学馆，乡学馆由乡中富人出资聘请教师，教授一乡的子弟。（中略）县学馆由县中欲当官之人建立，或由任官者建立，其规模较之乡学馆要大。”同年赴美的佐野鼎在其《万延元年访米日记》中，记述了美国中等教育的情况：“有中学馆，是教授小学毕业但尚不应进入大学的中等学生的学馆，称之为‘中等学校’”[2]。另外，福泽喻吉在其《西洋事情》（其初编于1866年出版，外编于1867年出版，二编于1870年出版）中也介绍了西方的教育情况。使节团对西方教育情况的关注是自觉的，有的甚至是受政府之命。幕府曾经令1862年的赴欧使节团“要特别用心调查各国政事、学校、军政”，而且要求使节团购买“文武学校规则之书”。[3]

除了官方外交使节之外，幕府末期有大量的日本人赴欧美留学。1866年幕府允许出国留学之前，有的藩就曾秘密派遣人员到海外留学。1866年幕府取消出国禁令后，留学生数量骤增，到1867年为止，共有12个藩派有45人在欧美学习，而幕府共派遣了47名。[4]这些留学生直接身处西方的教育环境中，对西方的教育情况有着全面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他们回国后，将西方的教育制度及教育思想介绍到了日本。而且，他们在西方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这种认识是江户末年教育思想上不可忽视的进步，它产生于幕末，但却作用于明治以后的教育发展，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力发展教育奠定了有力的思想基础。

由于幕末时期幕府及各藩对教育的重视，加之西方教育情况的传入，日本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近代学校论。1833年，佐藤信渊（1769—1850）在其口述的《垂统秘录》中提出了宏大的学校制度论，主张在中央设立神事台、太政台、教化台、大学校，在教化台之下设立全国的学校。俸禄每二万石的地方设立一所小学，俸禄每一万石的地方设立十所教育所。教育所允许8岁以上者入学，学习读、写、算等基础知识；小学教授清扫与《四书》、《小学》、《近思录》等，成绩优秀者继续学习学问武艺，15岁选送入大学学习；大学既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同时也具有立法机构的性质；此外，还设想成立“游儿厂”（幼儿园），作为面向幼儿的保育设施。佐藤信渊的学校制度案规模如此之大，日本学者评价其“实乃距明治维新后的学校案不远矣”。[5]此外，广濑淡窗的《迂言》（1840年）、帆足万里的《东潜夫论》（1844年）等也论及近代学校教育。

除了民间学者之外，幕府及各藩主管学务的官员也提出了具体的学制论、学校论。其中主要有会泽安的《学制略说》（1830年）、《学问所建设意见稿》（1831年），佐久间象山的《学政意见书》（1837年），村田清风的《辛丑改制建议》（1841年），藤田东湖的《宏道馆记述义》（1847年），横井小楠的《学校问答书》（1852年）、《国是三论》（1860年），桥本左内的《关于学制的意见箚子》（1857年）、小林虎三郎的《兴学私议》（1859年）。此外，昌平坂学问所儒学者中村敬宇的《振学政策》（1854年）涉及幕府的学制改革问题。在具体的藩政改革的意见书中，南部藩士大岛高任提出了卓越的学制构想，主张在每个城市设4所小学，每个村庄设1所小学，然后在城市设1所大学，并在城市设立矿山学校、医学校等“学术专门学校”，在各代管所设立乡校等。[6]

上述学校论是在幕府末期的特殊社会环境下，日本的有识之士摸索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方式的产物。这些论说中体现了近代教育的因素，如教育内容、学校组织与运营的近代性，对封建身份制的超越等，为后来日本教育向近代发展指出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