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中国GDP从当年的10.9万亿迅速增长到2006年的21万亿，2008年更是超过30万亿人民币。不到十年增长了两倍。中国经济腾飞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极大拉动效果，这被日本学界称为“中国特需”。[1]受此影响，2003年日本经济终于走出泡沫阴影，结束了“失落的十年”而转向增长。于是，在曾经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也被“中国特需论”取代。与此同时，日本对华战略也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恰恰发生在以对华强硬著称的小泉时代。

2001年9月，日本政府组织产官学各界精英组成所谓“对外关系项目组”。[2]历时一年研究之后，该项目组提出所谓《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报告。该报告非常重视中日关系：一是定位，它把中日关系定位为“21世纪初期日本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课题”；二是现状分析，它认为中日关系处于“协调与共存”“竞争与摩擦”的相互交织状态之中；三是处理原则，它提出了处理中日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政治不能过度干预到经济世界。”[3]这份报告书对于日本对华战略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3年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中，中日关系被定位为“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就是说，在日本外交重心中，中国成为与美国同等重要的国家。长期以来，“日美同盟”一直是日本外交的基石，因为不仅政治军事层面，经济上日本也曾长期依赖美国。然而，中国迅速崛起改变了这种局面，日本政府认识到：“构筑与中国之间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于确保日本的安全与繁荣极其重要。”[4]于是，“经济为纲”开始成为日本对华战略的核心所在。2003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小泉公开反对“中国威胁论”，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日经济关系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5]

2004年中日贸易额超过日美贸易额，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于是，“美国经济打喷嚏日本就会感冒”的说法，变成了“中国经济打喷嚏日本就会感冒”。[6]于是，伴随着中日经济关系的增强，其对政治的反制作用开始显现。以“对华最强硬派”的小泉内阁为例，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他并非无所顾忌和肆无忌惮的。除2006年下台前夕，他选择在8月15日参拜之外，其余5次都是精心策划了“出其不意”的时间。而且，每次参拜之后，他都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去主动修复中日关系。显然，在真正触及中日敏感问题的小泉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下表统计了小泉参拜前后的外交轨迹，它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一特征。

表12-2 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及其“外交逻辑”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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