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以积极投身于全球环保事业，其目的绝非只是“大公无私”地保护地球环境，而是围绕自身利益的深度考量。因此，其“醉翁之意”绝不在于环保这瓶“好酒”，而在乎如下的“山水之间”。

其一，顺应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共识的大趋势，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并发表《人类环境宣言》，自此，环境问题成为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此后，国际社会力图通过制定国际条约来规范破坏环境的行为，并通过技术交流、国际合作来改善生存环境。如1979年制订《跨国界大气污染条约》、1988年制订关于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条约》等文件。1997年，世界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防止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京都议定书》诞生。

事实表明，环境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所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它也已经上升为“高政治”问题。因此，一国在环保外交中的表现将成为其能否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对此，战后以来一直试图跃升为外交大国的日本是绝不会错失良机的。

其二，在国际关系领域，环境问题正在变得与“和平与安全”同等重要，而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关联程度又使之更具直接和现实的外交意义。能否夺得环保外交的主导权既是一国参与国际事务能力的重要体现，同时也能为该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全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和环境污染的无国界性，使环境问题不可能局限于特定地区和特定对象，环境破坏的恶果将使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受到直接或间接危害。相反，环境保护也能带来经济效益，而环境自身及其技术标准如何制订又与各国利益息息相关。这也就意味着谁能在环境外交中夺得主导权，或是做出更大贡献，不仅影响其国际影响，甚至也将带来政治和经济利益。战后以来，日本竭力扩大国际影响，特别是成为经济大国之后，它又将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作为其外交努力的目标。然而，由于历史问题等复杂原因，日本在国际格局中始终处于一种独特的政治地位，其政治动向也非常容易引起别国警惕。比较而言，展开环境外交所遇到的阻力相对要小得多。

其三，就当前国内外复杂形势而言，积极参与环境外交也更加符合日本的切身利益。

在成为所谓“环保大国”之前的20世纪60、70年代，日本曾经也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例如，1961年三重县四日市发生因空气污染而导致哮喘病和因海水污染而造成鱼虾大面积死亡现象。此外，还发生了熊本县的水俣病事件、新潟县的有机水银中毒事件、富山县的“痛痛病”等。“切肤之痛”曾给日本国民造成巨大冲击，在这种国情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视已经上升为政治问题的环境保护。

再者，日本必须顾虑周边的国际环境。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根据发达国家经验来看，该地区的环境也势必面临十分严峻局势。而作为邻国、同时也是容易遭受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岛国，日本难以对此视而不见。

此外，凭借自身先进的环保技术，日本更不会错过环境外交中的巨大商业机会。仅以已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为例，其清洁发展机制（CDM）[5]就将产生巨大商机。以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为例，双方在召开“日中能源合作讨论会”之际签署了两项环保合作协议，而该协议就成为日本有效充抵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担的减排义务的重要工具，参与其中的九州电力、住友商事、新日本石油以及三井物产等日本企业就得到了巨大利益。[6]今后，随着中国环境治理的深入展开，这些掌有技术专长的日本企业将有更多获利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