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最早明确提出将“环境外交”纳入国家对外政策范畴的国家。早在1971年，日本就成立环境厅来专门负责环境问题。1989年，日本政府主持在东京召开了地球环境会议，提出《地球环保技术开发计划》，向世界表明其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热情，并表示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保技术与资金支持。同年，在其《外交蓝皮书》中首次将“环境问题”与“和平事业、ODA援助、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等既有主题相提并论，“环境外交”开始成为其重要的外交课题。[3]

进入90年代，日本“环境外交”越加活跃：政府、政党、学术界乃至企业界纷纷建言，提出各种构想计划，从多维角度推动“环境外交”。如日本企业界核心代表组织——经济团体联合会于1991年提出了《地球环境宪章》，呼吁企业要重视环境问题。同年，以原首相竹下登为会长，组建了地球环境行动会议组织（GEA），该机构大批网罗日本官、产、学各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并经常组织环保相关的国际会议。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为日本展开“环境外交”提供了重要舞台。以竹下登、海部俊树等两名前首相为首，日本派出了113人的庞大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中，日本再次强调将在全球环保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承诺五年内为环保事业提供9000—10000亿日元援助[4]，远远超过欧盟承诺的40亿美元和美国承诺的10亿美元援助额。

此后，为切实拓展“环境外交”，日本政府又以外务省为中心，围绕“ODA对外援助事业”整合、重组了政府内部各种外交资源。例如，通商产业省为配合“环保外交”提出了《地球再生计划》，实施“环保与债务互换”制度，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扩大对外环保援助。后又提出所谓“阳光计划”，积极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太阳能、风能、海洋能和生物能技术。

1997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在日本及欧盟等国的推动下，大会通过颇具历史意义的《关于气候变动的联合国框架条约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它明确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整体减少5.2%；具体而言，2008—2012年欧盟、美国和日本要分别承担8%、7%和6%的减排义务。日本以及欧盟各国早在2002年就批准了该议定书，但由于美国布什政府于2001年宣布拒绝批准，致使《京都议定书》直到2005年2月才因俄罗斯的批准而生效。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之间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就整体特征而言，日本积极倡导保护地球环境，在国内不断推出新的政策措施来努力改善环境；在国际上，积极与欧盟等国协调合作，共同推进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实施，试图取得环保外交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