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当日本实施明治维新之际，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一个多世纪。但日本很快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补课”，并赶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就使日本摆脱了像印度和中国那样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厄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国的日本竟然迅速崛起于废墟之上，甚至在1968年发展为资本主义阵营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一百年的工业史证明，技术创新完全可以克服自然禀赋配置的严重不足。

日本企业管理模式是建立在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之上，其基于现场主义的改善型创新特征异常显著，它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其一，创新离不开传统。历史来看，引进学习似乎是日本走向工业化所挥之不去的。然而，在其引进学习过程中，自主创新一直与之如影随形，而创新的基础恰恰就是日本自身的传统。例如，在引进福特方式过程中，日本人融入其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元素，它把标准作业划分基准落实到小组，而非美国式的个人。QC小组、员工提案制度以及TQC等，均为全员参与模式，它强调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对于形成过程中的中国模式而言，如何结合自身传统至关重要。

其二，企业创新必须以市场为中心。日本企业形成了顾客主义、成本主义和现场主义，这些都是围绕市场出发的。以市场为中心，丰田公司创造性地开发出拉动生产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出口和投资拉动为特征，内需受到严重抑制。如何通过开发国内需求、如何建立中国式顾客主义，这些都是考验中国模式进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其三，任何创新都必须源于现场。强调现场主义，是日本制造业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在美国，企业管理层一般来自于MBA毕业的职业经理人。但在日本却几乎没有形成专门职业经理人市场，因为日本管理层几乎全部来自于现场。由于受欧美影响，在我国也正在逐步形成职业经理人市场。如何建立不脱离现场的企业经营，同样考验着中国模式的发展。

其四，以改善为重要的创新形式。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掀起一场改善热潮，日语拼写的“KAIZEN”一词一度占据了各大报刊杂志的主导位置。因为美国人发现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日本产品竟然是通过一点一滴的改善实现的。如今，中国制造也开始重视自己的形象，那么，改善工具是否可以为我们一用呢？

综上，作为赶超型管理模式，显然绕不开学习与引进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革命性或破坏性创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扎扎实实的改善型创新方式就变得异常重要。日本管理模式的进化史证明了这一点。2500年之前，思想家老子就告诉我们：“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见，传统基础对于创新何等至关重要。我国古代另一位思想家荀子也告诉我们，“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其中蕴含着我们该如何实现赶超的哲理。

（本章内容主要选自两篇论文，分别刊载在《现代日本经济》2008年第1期《“神器”的黯然：日本终身雇佣制改革》；《现代日本经济》2011年第3期《日本企业管理模式及其进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