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历届日本政府却采取了较为暧昧的应对态度，这也决定其政策方针既未能直指“儿童贫困化”的病灶，更没有直面社会贫富分化这一真正病因。1995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把“少子老龄化”作为政策重心，千方百计从各个方面和角度鼓励和激励国民增加生育，2003年还设置了专门负责少子化对策的国务大臣。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政策显然难以成效，不仅儿童贫困率不断攀升——从1992年5%一路上扬到如今的16.3%，其政策矛头的综合生育率也不升反降，2005年出现了1.26的最低值。

从财政投入来看，日本也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首先，日本的“家庭相关社会支出”长期低于GDP的1%。该指标作为国家对家庭育儿支持扶助力度的关键指标，内容包括对有孩子家庭的实物发放或现金配发，如生育补贴或育儿补贴等。2003年日本家庭社会支出的GDP占比仅为0.75%，远远低于北欧及英法等国，如瑞典是3.54%。另外，一些国家还采取减税等间接方式支持家庭育儿，如美国最典型。再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国家的教育支出，日本教育支出的GDP占比一直在3%左右，这也远远逊色于北欧各国的5%—7%。

在专项育儿支持政策方面，日本政府虽也先后推出各项措施，但由于政策目标不是消除儿童贫困，而是解决少子化问题，甚至有时是为了刺激经济，因此政策效力大打折扣，有些政策甚至产生负作用。例如1972年日本就设立儿童补贴制度，但在1975年提高至每月5000日元之后到2006年就再也没有调整，其作用显然逐步“杯水车薪”。另外，其补贴对象虽然不断扩大——1988年从第三个孩子扩大到第二个孩子、1994年覆盖到所有孩子，但支持年龄却从18岁降至3岁（2000年后才逐步扩大到12岁），演化为人人共享非常微薄的育儿补助。至此，其扶贫救弱的效果也就消失殆尽。日本还有一项专门针对困难家庭的儿童抚养津贴制度，但2002年的改革，将享受标准从家庭年收205万日元大幅调低至130万日元，津贴额度也差异化甚至减半，此次改革令该制度形同虚设。此外，日本还设有一些教育支援措施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由于部门林立、手续繁琐以及覆盖率低等原因，也未能发挥多大作用。

今天，安倍内阁提出了响亮的“一亿总活跃”口号。姑且不论短短十年间能否将出生率从当前1.4拉升至1.8，仅就其以区区2000亿日元、GDP占比0.04%的财政预算投入来彻底解决“待机儿童”（不能入幼儿园儿童）和“介护离职率”（因看护老人而被迫辞职），就已被受市场质疑，据统计当前日本待机儿童数量在6万以上，介护离职率也高达10万人规模。事实上，日本早已陷入不能再靠财政投入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困境，因为超过GDP250%的沉重政府债务已令整个社会忐忑不安。改革显然是阻止和弥合社会分裂趋势的唯一途径，但选票第一的日本政治精英们又很难挥刀指向利益集团。因此，今后日本儿童问题恐怕将继续恶化。

（本章内容主要选自四篇论文，分别刊载在《董事会》2017年1期《日本中小企业接班人之困》；《世界知识》2017年17期《技能实习生制度：日本非熟练劳动力的蓄水池》；《董事会》2015年9期《东芝治理失败起底》；《世界知识》2016年10期《日本虐童案迅速增多所折射的社会问题》）

注释

[1]本文刊载在《世界知识》2016年10期《日本虐童案迅速增多所折射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