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解释虐童现象的上述悖论呢？在日本，有一种非常流行说的法——所谓“宽松世代”（ゆとり世代）已为人父母，这些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在“宽松教育”模式下的一代人，早已丧失了日本人勤劳肯干、任劳任怨的传统。进入21世纪之后，还有人用“草食一族”来形容更年轻一代日本人，认为他们缺少积极进取的精神。

很显然，若简单地以“新生代”育儿来解释虐童现象骤增显得过于牵强，作为深刻而复杂的社会问题，该问题必须深入考察日本社会，从深层原因来解释这种现象。

战后以来，日本社会发生了诸多深刻变革，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女性再就业问题。二战之后，日本形成了婚后男性继续工作、女性则告别社会步入家庭成为专业主妇，这种传统非常有利于家庭培育儿童。但是，泡沫经济崩之后，为了贴补家计，很多家庭妇女再次回归社会、再就业已经非常普遍。2014年日本的女性就业率上升至64%，其中，25—54岁女性就业率更是超过70%。

非正式员工的出现与大幅增长，是日本社会变化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曾几何时，终身雇佣制成为战后日本就业模式代表性特征。20世纪70年代，经合组织（OECD）甚至把它归结为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三大主因之首。然而，世事沧海桑田，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这一最优越的制度却在日本成为千夫所指的存在。1995年日经连（日本经营者联盟）提出了《新时代“日本式经营”》，大张旗鼓地改造传统就业模式。于是，就诞生了一系列新的名词，派遣员工、合同工、小时工等，他们都被纳入了所谓“非正式员工”阵营。2016年日本非正式员工数量已达1989万人，在全部5356万就业大军中，其占比超过3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非正式员工的三分之二是女性，人数高达1347万。

非正式员工数量大增成为日本社会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厚生劳动省最新公布的《工资基本结构统计调查》显示，2015年正式员工平均工资321.1万日元，而非正式员工仅为205.1万日元，差距高达36%。另据日本国税厅的《民间收入与实际统计》显示，二者差距更大，前者为473万日元，后者仅为168万日元，差距高达60%。

对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劳工组织（ILO）曾发出严厉警告，它在2016年《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中曾指出，非正规就业不断扩大正在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到2012年，日本相对贫困人口已突破五分之一。

贫富分化加剧瓦解了日本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石——富裕而庞大的中产阶级。1968年日本就跻身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1970年其总人口也突破1亿大关，当时有九成国民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流地位”，这就是所谓“一亿总中流”。20世纪90年代开始，贫富分化把日本逐步推向另一个方向——“格差社会”。厚生劳动省2005年《收入再分配调查》显示，其一次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首次突破0.5。2006年日本国家电视台播出了纪实片《贫困一族》，与此同时，北九州市接连发生了享受低保者饿死或自杀等事件。

这种社会贫富分化迅速波及育儿及儿童成长。根据OECD2006年所披露的调查数据，日本儿童贫困率早已突破14%，高于该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其单亲母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状况最为糟糕。日本自己的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单亲母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率高达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