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主义的思想最初是由日本人提出的。原本的亚洲主义是主张排除欧美列强的威胁，亚洲各国联合抵抗殖民侵略。在明治中期以前，曾经以“兴亚会”为代表，其主张被称为兴亚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无论日本政府还是新闻媒体，视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为正当行为的对外强硬论逐渐占据主流，亚洲主义思想的内涵开始发生转变。后来，在日俄战争胜利的刺激下，亚洲主义逐渐演化为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新秩序构想。[16]作为昭和研究会的“东亚协同体论”的政策化，“大亚洲主义”“亚洲门罗主义”“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观点纷纷登场。他们宣传“取代列强的日本亚洲霸权就是亚洲的解放”，主张日本侵略亚洲大陆和对亚洲的统治正当化。应该说，后期的亚洲主义具有一定的美化侵略性和欺骗性。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通过武力形式推行的亚洲主义宣告失败。

战后，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试图打开东南亚市场。在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战略下，日本为谋求美国在亚洲的发言人和美亚之间联络桥的地位，积极推动东亚战略[17]。但是，曾经饱受日本殖民侵略的东南亚各国，对于类似于“大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区域主义的呼吁，保持了高度警觉。1977年8月，福田赳夫首相访问东南亚，并在马尼拉发表东南亚外交三原则，即“不做军事大国，为世界和平和繁荣做贡献；构筑心连心的信赖关系；在平等基础上促进东南亚各国的和平和繁荣”，以此为契机，在日本诞生了具有和平主义色彩的新亚洲主义——福田主义。福田认为，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基于物质上的相互利益，同为亚洲的一员，彼此之间从内心深处具有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心理，因此能够创造出物质的、经济的关系。福田主义在不否定冷战格局下美苏对立的国际政治版图的前提条件下，以强化与东南亚各国的“互惠互助关系”为目的，是日本谋求独立外交的尝试。福田主义热情洋溢的“心灵之间的沟通”演说受到东南亚各国的高度评价，并给予了积极响应。但是，对于生存在东西冷战夹缝中的东南亚国家和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的日本来说，其区域主义路线很难取得真正实质性进展。

如果说福田主义是日本试图通过脱离美国、接近亚洲，实现新亚洲主义的独立外交的开始，那么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则开启了日本亚洲太平洋主义的大门。与福田重视亚洲的外交政策相比较，大平正芳则高度倡导亚洲、澳洲、美洲等环太平洋国家的经济合作和综合安全保障构想。

1967、1968年，在小岛清教授的倡议下，日本、澳洲、新西兰、美国、加拿大五国的大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分别召开了太平洋经济委员会（PBEC）和太平洋贸易开发会议（PAFTAD），从而发出了环太平洋地区多国合作的先声。此后，对太平洋合作的关心逐渐扩展至外交官、国际关系学者和新闻媒体。1978年，为了进一步发挥日本“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作用，大平正芳正式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响应此倡议，1980年9月，日本、澳洲、新西兰、美国、加拿大、韩国及东盟五国在堪培拉召开了由工商业者、政府官员和学者共同参加的第一次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1986年，中国、台湾、香港加入会议。[18]PBEC和PAFTAD成员构成了PECC的基础成员[19]。1992年以后，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改称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曾根康弘的“政治总决算”和建立“国际国家”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日本积极谋求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挥领导作用。随着欧洲和北美地区市场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加强经济合作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89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倡议召开亚洲太平洋合作会议，得到日本的积极响应。11月5日，由12国政府正式参加的亚洲太平洋合作会议在堪培拉举行，由此确立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政府间合作机制。1993年以后，会议改称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APEC主要讨论与全球及区域经济有关的议题，如促进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实施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金融稳定和改革，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等。但是，APEC采取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所作决定须经各成员一致同意。会议最后文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各成员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有责任尽力予以实施。

如上所述，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在东盟以外的东亚地区，基于亚洲主义或太平洋主义理念的区域合作潮流虽然有所涌动，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区域主义的组织框架。1997年，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10+1、10+3、中日韩三国、东亚峰会等组织模式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从而构成了事实上的区域主义发展。但是，这些区域主义活动逐渐被分为亚洲主义和太平洋主义两个潮流。东盟各国、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虽然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会议和论坛，但是，各国之间围绕东亚共同体构想和未来的区域主义发展方向等问题，却一直未能形成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