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模式问题，虽然各国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但实质上的进展则是在1997年以后。面对东亚地区日趋加强的区域主义潮流，日本各界反应不一。积极推动和参与者有之，感到威胁和敌视者有之，冷战思维和消极对待者有之。日本政府则一直处于左右摇摆之中。

10+1和10+3的东亚区域合作模式，始于桥本龙太郎提出“桥本主义”外交政策[6]。1997年1月，桥本访问东南亚时，提议日本与ASEAN举行定期首脑会谈。与此同时，桥本主张实行首脑对话组织化、加强多样化文化合作、加强在解决全球规模课题上的协作。桥本主义体现了日本试图与东盟国家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政策倾向。小渊内阁和森喜朗内阁时期，继续执行桥本主义的外交路线，积极推进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1999年的10+3首脑会议发表“共同宣言”，充分肯定了10+3的合作模式。以此为基础，自2000年开始，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合作体制大力推动了以“清迈倡议”为首的贸易、教育、环境、观光、能源、安全等广泛的区域合作。

在日本，明确提出推进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是小泉纯一郎。2002年1月，痛感于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行动迟缓，小泉在新加坡发表《东亚中的日本和东盟——寻找诚实的伙伴关系》的演说，宣布与东盟一起构建“共同前进的共同体”。小泉主张，“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合作深化将成为构建共同体的巨大推动力量”[7]。2003年12月，日本与东盟的特别首脑会议共同发表“东京宣言”，强调“10+3模式是促进东亚地区合作和区域经济统合网络的重要路径，在尊重普遍规则和原则的同时，努力构建外向型的、充满丰富创造性和活力、相互理解及具有理解亚洲传统和价值的共同精神的东亚共同体”[8]。这是在多国外交文件中首次使用“东亚共同体”一词。

然而，小泉在声称最大限度利用10+3机制的同时，却又强调为了确保地域繁荣和稳定，应该进一步推进更广范围的区域合作，主张在10+3的基础上增加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体。2005年12月，由东盟、日中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十六国家参加的首届东亚峰会虽然并没有结束10+1、10+3的合作模式，但事实上冲淡了日益形成中的东亚共同体共识，客观上阻断了东亚共同体构想之路。正如小泉在高呼“彻底粉碎自民党”的口号中夺取了自民党总裁一样，在外交政策方面，小泉在高调构建“共同前进的共同体”的宣言声中，摧毁了已经事实上取得进展的东亚共同体。

安倍、麻生内阁期间，日本政府在努力修复由于参拜靖国神社而日趋恶化的中韩日关系的同时，2006年，安倍提出了促进亚洲经济成长的“亚洲门户构想”，主张进一步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合作。日本政府强调以开放性地域主义、10+3为基础，通过机能性合作，努力加强与印度、澳洲、新西兰、美国等的合作。2006年11月，麻生外相提出了“创建‘自由和繁荣之弧’——拓展日本外交地平线”的外交指针，主张在强化日美同盟、强化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近邻国家关系等的基础之上，提倡重视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的“价值外交”。日本试图与亚欧大陆外围的新兴民主主义国家展开连接外交，共同构筑一条“自由与繁荣之弧”[9]，其本意在于进一步牵制日益发展的中国[10]。

与安倍和麻生外交不同，2008年5月22日，福田康夫首相发表《太平洋成为‘内海’之日——共同走向未来亚洲的五项承诺》的演说，提出了“新福田主义”。福田认为，未来的亚洲将以太平洋为内海来构筑各国之间网络关系。生活在亚洲太平洋圈的各国人民应该加强心与心之间的沟通，共同创造信赖关系[11]。太平洋内海论的关键是开放，即面向多样化的亚洲太平洋、多样化的世界，日本应该进一步开放，与亚洲太平洋各国人民构建共同相互信赖的关系。新福田主义是继承“福田主义”重视亚洲的精神实质，体现了更加广阔的亚洲太平洋主义的理念和视野。

与自民党政府不同，鸠山内阁虽然继续强调“日美安保体制今后将继续成为日本外交的基轴，这是不可动摇的日本外交的支柱”。但鸠山主张“友爱”外交，强调日本“不能忘记作为亚洲国家的共识”。鸠山认为，“应该将充满经济发展活力、日益联系紧密的东亚地区作为日本生存的基本生活空间，必须不断努力在该地区创造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保障机构”，“日本是亚洲的一员，应该在重视日美关系的同时，推进重视亚洲的政策。中日韩通过推进实际合作，在开放性、透明性、包含性的理念下，以三国为核心推进地域合作，其目标就是构建东亚共同体。”[12]

鸠山认为，为了实现东亚地区的稳定，“虽然应该有效发挥美国的军事实力，但对于其政治的和经济的过度干涉应尽量加以限制，在减少邻国中国的军事威胁的同时，努力实现庞大经济活动的秩序化”[13]。鸠山的“友爱外交”是对小泉所谓“只要与美国搞好关系，自然就会搞好亚洲关系”的外交理念的批判，他虽然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关系，但却强调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希望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鸠山的倡议无异于对已经日渐平静的东亚合作论重新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14]事实上，鸠山主张限制美国影响力和构建东亚安全保障体制和统一货币体制的外交路线，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警觉和不安，致使美国在普天间飞机场转移问题上强硬态度，并最终导致了鸠山政府垮台。

与鸠山重视亚洲的亚洲主义色彩的“友爱外交”不同，菅直人吸取鸠山失败的教训，重新回到了对美一边倒的协调外交路线。2011年1月20日，菅直人在《站在历史分水岭的日本外交》演说中，在坚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日美基轴再出发、展开亚洲新外交、推进经济外交、致力于全球课题和切实对应安全保障环境”五个外交政策支柱。菅直人强调“日美基轴是最重要的两国间关系”，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日本将积极推进与“中国、韩国、俄罗斯，加上东盟各国、澳洲、印度以及美国等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APEC、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合作组织，强化多重的协作关系”，创建不仅对日本，也对亚洲太平洋各国来说的“双赢关系”。

但是，对于民主党选举中所主张和鸠山时期所推动的“东亚共同体构想”问题，菅直人毫无涉及。与此同时，作为“平成开国”的重要举措，菅直人表示将参加环太平洋经济协定（TPP）[15]。可以说，菅直人的“站在历史分水岭的日本外交”的演说，是当前日本政府所奉行的太平洋主义外交政策的宣言。借此，日本外交开始脱离鸠山的亚洲主义外交轨迹，重新回归到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外交路线上来。但是，从现实行动角度看，今天的日本外交已经不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是向具有区域主义色彩的太平洋主义的转变。（参见表6-1）

表6-1 日本内阁围绕东亚共同体构想所采取的外交政策

续表

如上所述，近年来的日本各届政府，虽然都毫无例外地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同时强调重视亚洲的外交政策，但各自的政策侧重点却存在细微差异。特别是围绕东亚共同体的构建问题，如同外交文书一样，如果仅仅依靠语言表达，很难直接看出具体差异。对于各自的真正目的和政策意图，则必须从政策主体的人际关系、具体行动和体制机制等角度来进行剖析。如果如菅直人所说，日本外交正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那么分水岭两侧则应该是亚洲主义和太平洋主义两个区域主义潮流。不管是亚洲主义还是太平洋主义，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是必须进行的战略选择，而且二者必选其一。然而，今天，许多日本人正处于迷茫状态，日本的政治家们正在亚洲主义和太平洋主义之间摇摆。这与其说是由于内阁更迭而引起的政策变动，不如说是日本在区域主义问题上的迷失，是日本对外战略智慧的匮乏以及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路径依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