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森喜朗内阁整整一年的过渡后,“怪人”小泉纯一郎上台并立即刮起第二轮改革的旋风。2001年5月7日,小泉在第151次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宣称:“基于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日本的再生和发展的信念,通过推行经济、财政、行政、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断然推行可称为‘新世纪维新’的改革。”他还表示,“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景气恢复”,而“结构改革无禁区”。为此,他将以“不怕痛苦,不畏触及既得利益,不为老经验束缚”的“三不”精神领导改革。小泉承诺说,政府的经济政策将“由需求追加型向不良债权处理和资本市场结构改革"转变,在两三年内解决不良债权问题,最终“建立适应21世纪环境的竞争性经济体系”。此外,为推行财政结构改革,年度国债发行要控制在30万亿日元以内,同时抓紧邮政事业民营化研究,尽快提出改革方案。
6月26日,小泉领导的内阁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发表《今后经济财政运营及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其中阐述的政策见解是:十年的经济停滞降低了日本经济社会原有的实力,悲观情绪正在蔓延。改变这种状况并开辟新的经济增长道路需依靠“知识和智慧”。“知识和智慧将通过技术革新和创造性的破坏,使人力和资本由效率低下部门向高效率、高社会需求的增长部门移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为使资源的移动通过市场和竞争实现,必须消除抑制市场发展和增长的障碍。”只有通过这种痛苦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才能建立一个尊重市场规则和社会正义,与自然共生,且人人安居乐业,开放而对世界有魅力的社会,最终实现“新世纪维新”的目标。
这份文件把经济结构改革计划细化为七个方面。
第一,民营化与规制缓和。在“民间能做的尽量交给民间做"的原则下,彻底改变公共金融机构的职能,发挥民间金融机构的作用并扩大其收益机会,同时大力推进民营化,改造特殊法人,削减特殊法人的补助金,把竞争原理和民间经营管理方法引进医疗、护理、福利及教育等以往主要由公共部门承担的领域,探讨国营邮政事业及部分国立大学的民营化问题,进一步放宽电气、通讯和能源等领域的政府管制。
第二,支援挑战者计划。为发挥个人和企业的潜力,在制度层面上促进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供给方式的转变,通过税收等制度改革,使政策倾斜面由以往的支持储蓄转向支持股票投资,以期构建一个“韧性社会系统”。同时加强市场监督功能,保证市场在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下,按照自由竞争的原理运行。
第三,加强保险机能计划。在公共和个人共同分担的前提下,建立“简明易懂而又值得信赖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医疗管理水平,提高医疗质量。
第四,知识资产倍增计划。推进教育改革,以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超精密技术材料等四大领域为战略重点,推进人才大国和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目标的实现。
第五,生活维新计划。建立尊重个性、男女共同参与、能够舒适地劳动和生活的社会基础,建设一个国民生活安全而又安心的社会。
第六,地方自立的活性化计划。本着“行政服务权限面对当地居民”的基本原则,中央政府将通过修改国库补助金制度和地方交付税制度提高地方行政和财政权限,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承担起地区产业发展、国民生活及社会保障服务的责任。
第七,财政改革计划。建立简洁、高效的政府,严格控制国债发行,逐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目标,在资源分配上将采取弹性的重点分配办法。由于国民对改革的支持以及小泉个人的风格和魄力,小泉内阁成为执政期长达五年半的长期政权,这也为小泉政府推行其改革计划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从结果上评价,可以说小泉内阁是改革承诺兑现率较高的政府。
小泉纯一郎上台后,立刻提出了特殊法人民营化的口号。为了全面推进特殊法人改革,小泉内阁特设行政改革相,任命石原伸晃担任行政改革大臣,专门负责推进各特殊法人等改革问题。2001年7月,国会通过《特殊法人等改革基本法》。该法规定,基于中央省厅改革的成果,为明确国家的基本责任,合理整理特殊法人,成立特殊法人等改革推进本部,对特殊法人进行集中整理。法律规定,自特殊法人等改革基本法施行之日起到2006年3月31日,为特殊法人集中改革期间。特殊法人改革推进本部必须在一年之内制定“特殊法人等合理化整理计划”,并提出相关特殊法人的废止、整理缩小或合理化、转变形态等实施意见,制定民营化或独立法人化等具体措施。鉴于目前特殊法人经营的各项事业所造成的国民负担和垄断地位,特殊法人改革推进本部认为,应该从事业目的和现实情况出发,综合考虑民间经营的可能性、各项事业对国民生活的影响程度和经营效益等,结合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情况,对特殊法人的组织形式、事业内容等进行根本性改革。在特殊法人合理化推进本部的会议上,小泉明确指示,特殊法人改革必须以民营化为前提。2001年12月19日,日本政府通过《特殊法人等合理化整理计划》。计划要求根据经济形势,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对各特殊法人的事业内容及组织形式分别进行规划。根据该计划,现存163个特殊法人及认可法人中,除45个共济行会外,118个法人中,18个废除,45个实施民营化,38个法人转变为独立法人。
在小泉执政的五年多时间里,国民支持率高达80%以上,为日本内阁制度建立以来所仅见。小泉博得如此“人气”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善于迎合国民厌烦派阀政治的心理及“小政府”要求,摆出了一副“宁可搞垮自民党也要改革”的“国民改革家”姿态。小泉上台时,提出了“民间能办的事业交给民间”的原则,并承诺推行道路、邮政民营化改革。但是,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顽强抵抗,改革异常艰难,最终结果与最初的设想相比已大打折扣。
小泉在任期间,利用中央行政机构大改革的机会,急剧扩大了总理府的权力,同时挑选有关内阁成员组成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这一组织是小泉执政期间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委员长由小泉亲自担任,实际负责人则是庆应大学教授、以民间人士身份入阁的竹中平藏。为了推行邮政民营化改革,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先后举行了20余次学习研讨会,邀请许多专家学者就邮政民营化改革问题做专题报告,邮政改革的设想和计划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2003年9月,小泉在第157次国会施政演说中再次强调“民间能做的让给民间”的原则,宣称为了建立简洁、高效的政府,要把邮政事业、财政投融资和特殊法人的改革捆绑在一起,探讨新的改革方案,其中邮政事业要在2005年实现民营化。
2005年7月5日,第162次国会众议院大会就小泉内阁提出的邮政民营化六法案进行表决,结果赞成233票,反对228票,法案以5票之差的微弱多数通过。自民党议员中,37人投了反对票,14人弃权。这一结果让小泉火冒三丈,于是发出狠话,在接下来的参议院表决中,如果自民党议员再出现类似情况,必将按照党的纪律严惩不贷。
8月8日,参议院大会表决,结果赞成108票,反对125票,法案被否决。这次投票中,自民党议员22人投了反对票,8人弃权。根据日本法律,法案只有在参、众两院都获得通过时方为有效,若出现众议院通过、参议院否决的情况,还可以举行第二次众议院表决,若法案以2/3票数通过,则以众议院的表决为准,通过法案。法律的又一条规定是,首相有权在认为必要时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全国大选。
法案被参议院否决后,小泉不顾部分内阁成员和党内的强烈反对意见,立即解散了众议院,他要通过重新选举,由国民决定是否应该进行邮政民营化改革。在接下来的第44次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哀兵”小泉领导的自民党获得296席,在选举中大胜,加上合作的公明党等,执政党席位达到327席,超过了2/3所必要的320席。10月11日,第163次特别国会众议院大会以338票赞成,138票反对,超过2/3的绝对多数票通过法案。10月14日,参议院也进行了与法案成立与否无关的表决,结果以134:100通过法案。在众、参两院进行第二次表决时,绵贯民辅、龟井静香和平沼纠夫等自民党腕级政治家仍然投了反对票。事后,小泉为首的自民党对“造反”的本党议员进行了处分:绵贯民辅、龟井静香和野吕田芳成等10人被除名,平沼纠夫、堳内光雄和野田圣子等27人被劝退,三人党员资格被停止一年,14人一年内不得在党内任职,高村正彦等23人被警告处分。依靠超高“民气”和大选后的执政优势,小泉内阁全力推动了特殊法人改革、道路公团改革和邮政民营化改革。
注释
[1]青木昌彦:《仕切られた多元主義を越 えて》,http://www.rieti.go.jp/jp/columns/a01_0001.html
[2]遠藤湘吉『財政投融資』岩波書店、1974年,第2頁。
[3]大内兵衛、内藤勝『日本財政図説』岩波書店、1965年、第116頁。
[4]小宮隆太郎、奥野正寛、鈴興太郎等『日本の産業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122頁。
[5]宮本憲一『社会資本主義』有斐閣、1969年,第367頁。
[6]王朝才:《关于财政投融资的几个问题》,《财政研究》1995年第2期,第44页。
[7]何振一、阎坤:《建立中国式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研究》,《财贸经济》1999年9月,第12页。
[8]林涛舟:《建立和完善我国财政投融资体系的构想》,《财政研究资料》1997年第19期,第19页。
[9]晓华:《实行财政投融资协调价格、金融、财政配套改革》,《财政研究》1994年第4期,第31页。
[10]该法全名为《关于资金运用部资金及简易保险资金、邮政年金累积金的特别措施法》,1973年3月通过。
[11]遠藤湘吉『財政投融資』岩波書店、1974年、第23頁。
[12]武田隆夫、林健久编:《现代日本的财政金融》第一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9页。
[13]橋本寿朗「高度経済成長期における日本政府·業界団体·企業:機械工業振興臨時措置法を事例として」、『社会科学研究』第45巻第4号、1994年。
[14]岩田一政、深尾光洋編『財政投融資の経済分析』日本経済新聞社、1998年第一版、第43頁。
[15]1964年,日本曾组织第一次行政调查会。1981年组织的行政调查会被称为第二次行政调查会,简称临调。
[16]金子貞吉『戦後日本経済の総点検』学文社、1996年、第296頁。
[17]『読売新聞』1996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