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随着统制经济的结束，日本恢复了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短缺、资金绝对不足的时代，日本政府一方面坚持了“小财政主义”，另一方面在基本尊重市场自行调节机制的前提下，部分地扮演了资金供给者的角色，通过财政投融资措施，优先支持发展了重点产业。数字表明，1949年日本中央财政一般会计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20.7%，1953年以后大体稳定在12%—15%左右，这一比重即使与同期的欧美诸国相比也处于低水平。然而，在奉行“小财政主义”的背后，日本政府又推行着“大财投主义”。财政投融资与中央一般财政开支之比40年代后半期为20%左右，50年代为30%左右，60、70年代为40%以上，80年代以后达到一般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显然，“大财投”是战后日本政府积极干预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这也从一个方面启示我们，在研究战后日本政府的资金供给政策时，相对于财政政策，更应该把财投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财政投融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具有一定的调控作用。从长期趋势看，财政投融资的额度在不断增加，但其增长幅度并不相同。观察结果表明，这种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变化及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有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1953—1977年，财投基本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也相应保持了两位数增长（1954年、1958年除外）；1978年以后，财投增长率放慢，除个别年份外，基本保持了一位数增长，同期国民生产的增长也放慢速度，保持了一位数增长。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般情况下，当财投发生大幅度变动时，国民生产总值并不是立刻发生相应变化，而是表现出一定的迟滞性间隔，即财投增量后，经济增长加速是间隔一个时期后才出现的。反之，财投减量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效果也是迟滞一个时期后才发生的。这种现象已从战后日本的几次经济周期性循环中得到验证。这也说明财投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人为促进或抑制国民经济增长的效果。对此，日本学者也曾指出：“与其说财政金融操作是根据景气变动变化的，毋宁说景气变动正是通过财政金融操作的变化而推进或延缓经济增长的结果。”[12]

表3-5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财政投融资增长率对照表（%）

资料来源：林健久、今井勝人編『日本財政要覧』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

大蔵省編『財政金融統計月報》、1997年。

财政投融资对民间金融机构的融资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示范和诱导作用。据《经济白皮书》所载，50时代中期向重点产业贷款时，已普遍实行协调融资方式，出现了城市银行追随政府开发银行向特定企业贷款的情况，二者所提供的融资大体保持1:1的比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财投本身能准确地向民间展示政府的产业扶持重点，而政府支持的事业可给人以一种安全感，这种心理效果在具有浓厚“官强民弱”观念的日本是不难理解的。即使从经营者的角度来考虑，通过通产省和开发银行双重审查而获得财投资金的企业，对商业银行也是具有魅力的，因为它意味着政府方面已代行完成了极为烦琐的融资审查，从而节省了若干必不可少的费用。对企业来说，一旦获得政府融资，那将使自己在进一步争取商业银行贷款的交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些企业之所以“自豪地在本公司文件袋上印上‘日本开发银行客户’字样”[13]，无非是借以宣示自身的实力和可信度，进而通过这种广告效应，期待获得更多的民间贷款。池尾和人称财政投融资的这种作用为“引水”的作用，即“政府向特定产业或事业的投资活动诱导，引起民间金融机构向该领域投资的大量增加”。[14]

日本财政投融资的主要对象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调整的，如果说50年代前期是以重点产业中的大企业为重点，那么50年代中期以后则变成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重，其后则越来越把社会基础设施的改善置于重点。1953年，财政投融资设立之初，对基干产业的投资比例占到29.1%，而住宅、环境、道路三项之和只占到16.7%，中小企业占7.9%；到1980年，对基干产业的投融资比例已经减少到3.0%，而住宅、环境、道路之和却占到46.0%，中小企业占到18.7%，远远超过其他投融资对象所占比重。到1992年，财政投融资对住宅、环境、道路建设投资之和为56.9%，中小企业又占到15.0%，对基干产业的投融资比例仅保持在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