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英国撒切尔政府以修改证券制度为重点，推行了俗称“大爆炸”的金融改革。1996年桥本龙太郎上台后，也效仿英国推行了“日本版金融大爆炸”。这一改革至2002年基本结束，由此日本的金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

战后日本的金融规制主要表现在对资金准入的规制、对证券市场的规制和对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规制三个方面。[30]至1993年，已先后实行了外汇兑换自由、缓和公司发行债券限制、自由利率、允许证券公司销售国债等制度改革，但分业限制、禁止混业或兼业的制度尚未从根本上打破，严厉的金融市场准入限制依旧，金融商品开发落后，无法满足信息时代消费者的多样化、简捷化要求。1996年11月，桥本第二次组阁后推行雄心勃勃的六大改革计划，金融改革是重点之一。桥本在金融改革咨询书中指出，改革的目的是“使我国的金融市场成为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市场”，“为此，不仅要按照市场原理使金融行政朝着透明的方向转变，而且必须对市场本身进行结构改革”。桥本提出的改革三原则是：其一，通过市场准入、商品和价格的自由化，建立按市场原理运行的自由的市场（Free）；其二，制定明确、公开的规则，保护投资者，建立透明而值得信赖的市场（Fair）；其三，完备适应全球化的法律制度、会计制度和监督体制，建立国际上最先进的市场。[31]

桥本的改革方案出台后，外汇审议会、金融制度调查会、证券交易审议会、保险审议会等各种政府咨询机构分头行动，研究各领域的改革实施方案，并于1997年6月汇总成报告书。以此为根据，政府制定了实施改革的有关法案，并在1998年获得国会通过。

经过1996年以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日本的金融制度发生了以下变化。1998年4月修改外汇法后，普通银行已可以办理个人外汇储蓄业务。同年11月修改证券法，允许成立网上交易证券公司。1993年允许银行、证券、信托以子公司方式混业经营时对其经营领域尚有严格限制，比如银行的窗口销售限于住宅贷款及生命保险，改革后原则上已取消分业限制，2000年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已可以办理生命保险、个人养老保险业务。以1999年批准瑞穗集团成立为开端，解除了战后以来一直实行的金融持股公司限制。2003年起允许开展证券中介业务，银行及便利店均可办理股票预购业务。此外，银行法修改后，跨行代理业务禁令也被取消。

改革给日本金融业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

第一，金融行政的变化。截至1998年6月，大藏省是金融管理和监督的主管行政部门。1998年6月，成立由总理府管辖的金融监督厅，大藏省民间金融业务检查与监督的管理业务移交该厅，证券交易等监督委员会也划归总理府领导，大藏省下的金融管理机构只保留了金融企划局，负责金融制度的调查与修改。2001年1月省厅机构大改革后，大藏省更名财务省，金融企划局被取消，金融管理业务全部移交给金融厅。由此，金融行政被直接置于首相的领导之下。

第二，金融组织的变化。金融改革引起的金融业并购和重组，改写了战后形成的日本金融地图。由于制度改革和清理不良债权是同时进行的，金融机构在进行整顿的过程中，普遍增强了风险意识和提高自有资本构成的紧迫性，一些经营绩效较差的金融机构不得不寻求合作伙伴，走合并或被兼并的道路。金融持股公司禁令的解除，则为金融机构的重组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结果，世纪之交日本金融组织的变动令人眼花缭乱，2002年3月朝日银行加入大和银团后，城市银行的大合并、大重组基本完成，形成了三菱东京、三井住友、UFJ（日本联合）、瑞穗和里索纳等“四大加一小”五个银团，各银团开展的综合业务中，包罗了储蓄、贷款、信托、投资、证券等内容。2005年10月，由于UFJ加入三菱东京银团，又使日本的银行资本更加集中，形成了“三大一小”的新格局。与此同时，保险业的重组也在进行，2004年1月，明治生命和安田生命两大保险公司合并，成立明治安田生命保险相互公司。

第三，制度改革促进了市场竞争和活力，金融服务走向多样化。以往，一个企业从成立到上市需要20年以上时间，但是随着制度上的规制放宽，IT部门等一批风险创新型企业获准上市并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与大批金融机构的破产相对照，一批新的金融机构却应运而生，其中最抢眼的当属电子银行。例如，2000年10月，三井住友银行和某连锁便利店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日本网上银行。该银行原则上不设窗口服务的营业部，而是利用互联网、电话以及便利店、邮储银行等设施为顾客服务，由于具有存款利息高，手续费便宜、利用方便等优点，已经开拓出自己的市场。面向市场化的金融体制改革通过加剧竞争，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丰富了金融商品的品种，给消费者带来了实惠，同时也加大了市场风险，“活力门”事件就是在这种政策环境下发生的。因此，对金融改革成效的评价，还需要以长期、综合的观点进行耐心观察。

注释

[1]曾国安：《管制、政府管制与经济管制》，《经济评论》2004年第1期。

[2]于雷：《市场规制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3]施蒂格勒著，潘振民译：《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0页。

[4]让·雅克·拉丰、让·梯若尔著，石磊、王永钦译：《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5]Alfred E.Kahn.The Economics of Regulation: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 ，The MIT Press.1988.

[6]Mitnick.B.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ul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7]Philip Selznick.Focusing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on regulation.In R.Noll（ed.），Regulatory Polic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85.

[8]斯蒂芬·布雷耶尔（Stephen Breyer）、保罗·W·麦卡沃伊（Paul W.MacAvoy）:“管制与放松管制”，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中译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9]植草益著，朱绍文等译：《微观规制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9页。

[10]余晖：《政府与企业：从宏观管理到微观管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页。

[11]于立、肖兴志：《规制理论发展综述》，载《财经问题研究》2001年第1期。

[12]王俊豪：《管制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载《光明日报》2007年8月13日。

[13]王俊豪：《政府规制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页。

[14]谢地：《政府规制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5]陈富良：《企业行为与政府规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页。

[16]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7]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18]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19]维斯库斯等著，陈甬军译：《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176页。

[20]于立：《规制经济学学科定位中的几个问题》，《产业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21]植草益著，朱绍文等译：《微观规制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

[22]安东尼·奥格斯（Anthony I.ogus）:《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23]刘莘：《公共利益概念辨》，中评网，2004年7月9日。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3571

[24]戴维·M·纽伯里著，何玉梅译：《网络型产业的重组与规制》，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年，第4页。

[25]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5页。

[26]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27]総務省『規制緩和と推進現状』大蔵省印刷局、1996年、第23頁。

[28]同上、第28—29頁。

[29]橋本寿朗、長谷川信、宮島英昭『現代日本経済济』有斐閣、2006年、第405頁。

[30]橋本寿朗、長谷川信、宮島英昭『現代日本経済济』有斐閣、2006年、第405頁。

[31]三橋規弘等『日本経済入門』日本経済新聞社、2006年、第2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