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态与经济体制的矛盾很好地解释了日本70年代经济绩效的逆转，但对泡沫经济破灭后竟然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后又出现了长期的低速增长等非正常经济周期的解释就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但如果把日本从80年代中叶逐渐从封闭到开放的经济模式变化及经济体制变革的因素考虑进去，就能更接近于真实了。不管是馆龙一郎所指出的“银行替企业承担风险”还是奥野正宽所指出的“日本企业具有的对外部冲击的抗压性”，其成立的前提都是日本具有一个对世界封闭的市场。正如高柏所指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持下的固定汇率和对资本流动的严格控制，使日本政府可以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又用紧缩的财政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这一政策组合，避免了面对国际金融政策上的蒙代尔-弗莱明三元悖论，得以在不受其他国家金融政策影响的条件下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15]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以1983年11月美国总统里根访日为契机，日本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国际化步骤开始加速。1984年5月，大藏省发表了《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报告，提出了逐步进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骤，标志着金融自由化的正式启动。同年日本取消外汇实需原则和日元兑换限制，意味着日本与世界金融成为一体的开始。日本的泡沫经济及其破灭，不仅使日本经济遭受沉重的打击，并遗留下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而且使日本乃至世界开始对“日本型经济体制”进行反思。新制度经济学指出意识形态对一种制度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随着反思的深化，开始了对“日本型经济体制”的改革。如1996年大藏省发表了要引入“金融大爆炸”式的改革，1997年秋，一个城市银行的破产和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证券公司被吊销了执照及长期信用银行陷入债务问题的曝光标志着“护送舰队式”金融行政的结束。[16]

再根据系统论原理，一种社会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形成并存续下去，是因为构成该体制的各种制度之间存在着制度互补性。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一种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结构的体制，才得以在战后日本经济的赶超战略中充分发挥了其体制功能，实现了战后日本赶超的战略目标。[17]寺西重郎也指出，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经济体制是由相互支持的子系统所组成（见表1-9）。[18]由此可见，当日本型经济体制的某个子系统开始变革或瓦解时，其整个经济体制的绩效就会下降，直至形成新的子系统间出现新的互补性均衡后，在新体制的支持和保障下，日本经济绩效才会逐渐上升。在新旧体制的过渡期，日本经济很难表现出良好的绩效。而过渡期的日本经济体制，由于传统型经济体制已经开始瓦解，因此改革中过渡期的经济体制失去了日本传统型经济体制具有对外部冲击的强抗压性优势，使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走向将左右日本经济的绩效。

表1-9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体制

资料来源：寺西重郎『日本の経済システム』岩波書店、2003年、第4頁。

失去体制保护的日本，其经济就完全暴露于世界经济的洗礼之中了。只要世界经济出现一些异常，都会在日本经济中得到放大的反应。日本经济与世界经济产生了强联动性（见图1-2）。经济的波动与对外贸易发生了强相关性的联系。泡沫经济之后的所谓“失去的十年”的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经济每一次试图脱离低迷的关头，都在世界经济意外事件的影响下，再一次衰落。因此，正如上文所描述的，只要世界经济有所波动，就会打断日本经济本身正常的经济周期。而2002年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实现如此长时间的持续增长，是因为有旺盛的世界市场作后盾。2002年起，在世界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日本经济逐渐复苏并实现了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而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的经济下滑，其直接原因正是受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就是强联动性很好的例子。

图1-2 世界经济对日本矿业、工业的影响

注：1.本图根据经济产业省《矿业工业生产》做成；2.季节调整值（后3个月的移动平均）。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平成20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経済財政政策担当大臣報告）—リスクに立ち向かう日本経済—』，2008年7月，http://www5.cao.go.jp/j-j/wp/index.html

美国次贷危机给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导致日本企业面临资金困难、企业裁员的消息也充斥了日本各大媒体。这更证明了日本受世界经济冲击的脆弱性。正如《朝日新闻》所报道的，在离2009年新年还有10天的日子里，被突然解雇的和解除派遣合同的职员正面临失业和流浪街头的困境。在今天3个劳动者中就有1个非正式员工的日本，企业可以很轻易地解雇非正式员工。此次企业解雇员工的速度也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19]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否意味着日本经济的冬天才刚刚开始呢？

一国的经济制度，是指在长期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为保证个人或组织在此经济体中开展经济活动的法律化或非法律化的行为方式及主体间的关系模式。[20]而日本传统型经济制度正是以各种法律化的条文或非法律化的行为惯例为基础，由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等构建的日本独特的企业内部制度，通过相互持股和长期采购形成的集团制和系列化的企业间关系，以主银行制为中心的银企关系，和“护送舰队行政”为基础的政企关系等各个经济主体的有机构成。

基于此，可以认为，以20世纪70年代中叶为分界点，日本经济形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完成了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型。而80年代中叶的金融自由化，打破了日本对内封闭、对外开放的经济模式，从半封闭（单向开放）走向了开放。经济形态和经济模式的改变必然要求产生新的制度模式与之相适应。但由于偶然事件的影响、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及成熟制度所具有的自我“锁定”和自我“强化”的制度特性使日本型经济体制没能适时地进行自我修正和变革。即在半封闭和后发展条件下形成的“发展导向经济体制”，在失去支持日本经济继续取得极优绩效的同时，改革过渡期的经济体制失去了日本传统型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对外部冲击的强抗压性优势，使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其经济绩效为世界经济的走势所左右。

日本经济绩效变化的三个阶段恰巧是日本传统型经济体制形成、强化和变革的三个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新制度经济学制度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的观点。“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与日本的后发展经济形态相适应，因此日本经济表现出了极优的绩效。而当日本实现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后，经济形态的变化使其与原有经济体制产生了矛盾，但作为突发性的危机却掩盖了这一矛盾，并强化了这一本应改革的经济体制。各种危机实际上就是一种偶然性，这恰好证实了诺斯所指出的偶然性在制度变迁中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而当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和长时间的萧条后，具有了制度变迁的动力，但在传统制度瓦解而新制度还没有最终被确立的过渡期，这样的绩效表现也属正常。日本经济所表现的增长性衰退，正是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制度变迁的客观评价。

支撑日本完成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的日本传统型经济体制本应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适时地退出历史舞台，但“尼克松冲击”、第一次“石油危机”等危机强化了“日本传统型经济体制”。在70年代中叶到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20多年时间里，“日本传统型经济体制”支撑日本成功抵抗外部危机的同时，也使日本经济绩效发生了逆转，并直接导致了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和破灭。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标志着日本传统型经济体制解体的开始，并迫使日本经济不得不在世界经济中随波逐流。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所谓“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经济体制变革和治理结构调整的阵痛。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为日本经济走出“萧条”创造了巨大商机和市场动力。经过20多年的政治经济制度调整，日本社会虽然依然面临着“老龄化”社会等种种复杂课题，但其内部经济结构已经日趋合理，全球性产业链布局已经全面形成，未来的日本企业或许会以一种更加精准、凝练和成熟的姿态展现在世界面前。

注释

[1]约翰·N·德勒巴克、约翰·V·C:《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2]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卡尔·E·沃尔什：《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9页。

[3]橋本寿朗『戦後日本経済』岩波書店1996年、第36頁。

[4]李公绰：《战后日本的经济起飞》，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6页。

[5]王厚双、邓晓馨：《日本“三位一体联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经验与启示研究》，《东北亚论坛》2008年第2期，第99页。

[6]金森久雄、香西泰、大守隆『日本経済読本』（第16版）東洋経済新聞社2004年、第50頁。

[7]同上、第20頁。

[8]莽景石：《后发展经济的观点：一个核心概念的解析——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案例分析》，《日本学刊》2001年第5期，第14页。

[9]李赶顺：《现代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经济政策——历史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第7页。

[10]寺西重郎『日本の経済システム』岩波書店、2003年、第253頁。

[11]青木昌彦、ロナルド·ドーア編、NTTデータ通信システム科学研究所訳『国際·学際研究システムとしての日本企業』NTT出版、1995年、第374頁。

[12]王保林：《日本的企业改革与终身雇佣制的新动向》，《现代日本经济》2008年第1期。

[13]徐梅：《日本的规制改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14]村松岐夫、奥野正寛『平成バブルの研究』東洋経済新報社、2002年，第13頁。

[15]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页。

[16]青木昌彦『比較制度分析に向けて』滝沢弘和、谷口和弘译、NTT出版、2003年、第374頁。

[17]李赶顺：《现代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经济政策——历史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18]寺西重郎『日本の経済システム』岩波書店、2003年、第4頁。

[19]「政治があまりに遠い」『朝日新聞 』2008-12-20.

[20]村松岐夫、奥野正寛『平成バブルの研究』東洋経済新報社、2002年，第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