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石油危机”为例，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由于石油危机造成的石油价格提高，会引起生产函数曲线向下移动，从而导致劳动需求曲线向下移动，使完全雇佣GNP下降。因此石油危机会引起生产成本增加、商品销售价格提升、销售量下降，厂家则会减少产量，造成工人失业、收入降低，需求进一步下降，生产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但由于日本的“发展导向经济体制”，使日本通过体制的优势，先于其他西方先进国家战胜“石油危机”，从而在产品竞争上获得优于“石油危机”前的竞争力，使日本产品获得了更大的市场占有率，进而使日本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首先，日本的“发展导向经济体制”，可以使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来为企业指明发展的方向。60年代日本政府是通过支持重化学工业来促进日本实现高速增长的，即通过大量廉价石油的进口，以支持日本出口。但“第一次石油危机”，使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对于资源贫乏和市场狭窄的日本来说，原材料的廉价优势已经消失，只有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节能产业及对节能产品的开发，实现产品从“重大长厚”向节能的“短小轻薄”转型，才是日本企业的出路。企业按照政府的统一指挥共同努力，不但克服了“石油危机”，而且还实现了产品竞争力的飞跃，日本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次，终身雇佣制度及企业内工会，使员工在“保证雇佣”的条件下，易于接受实际工资的下降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并与厂方协力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革新来降低生产成本。就拿每100辆汽车中的质量缺陷个数来看，日本企业的平均值是52.1个，北美企业平均值为78.4个[12]，以德法为主的欧洲企业平均值为76.4个。可见，日本产品质量高于美国和欧洲企业。“发展导向经济体制”的子体制——“日本型经营”在使日本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为企业实现了人力资源的内部储备。而且由于没有大量裁减员工，保证了市场的需求，所以能更快地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保持更强劲的发展势头。

再次，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主银行制度，可以降低资金成本。而企业之间的系列化，可以使企业和供应商同甘苦共命运，供应商会尽量降低零部件供应价格，以共渡难关。这样不但保证了上游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又保证了下游企业有订单，从而不至于出现大批破产的企业。企业不破产，员工就不会大量失业，就会降低陷入上述恶性循环的概率。

最后，虽然企业面临财务危机，但“护送舰队式”行政，使银行依然可以按照政府的意图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以进行技术研发，为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技术的支持和保障。正如馆龙一郎在其《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金融制度改革》一文中对日本金融制度的概括：“战后日本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原则是保证银行不倒闭，银行承担了一部分本应由企业承担的风险，而中央银行和政府则承担了一部分银行的风险。在此基础上，银行才能够积极投资于企业难以单独承受的高风险回报的新兴产业领域和技术部门。”[13]日本正是通过以上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使日本经济顺利渡过了石油冲击的难关，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很好地利用“石油危机”，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了强大的竞争力。

正如奥野正宽所指出的，日本选择了“日本型所得政策”，即“三方两损”政策，使以“保证雇佣”为原则的日本型企业制度得到确立。员工主权型为主轴的“准统治体制”的“功”，使企业对外部的压力具有强大的抵抗力。不仅在发达国家中最早克服了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机”，而且克服了“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所造成的经济不景气。[14]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强化了日本“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这就是日本自由化的进程表，特别是“时间表”预定了1976年制造业领域基本都要实现对外资的开放。日本政府担心外资的进入，导致日本企业会被外国资本控制，因此大力鼓励企业间相互持股，从而使企业间相互持股的行为得到了加强。

经济的发展本应促进经济体制的变迁，实现工业化转型后的日本本应会产生相应的群体为获得经济形态变化而引发的获利机会而寻求制度的变革，从而出现对新制度的需求，使日本的制度变迁适应经济形态的变化，开始从“供给主导型”向“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进行转换。但危机打破了这一进程。为抵抗危机，反而强化了本应退出历史舞台的“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危机对制度的强化使本身就具有的路径依赖性及成熟制度的自我“锁定”和自我“强化”的制度特性得到了放大。可见，某些历史的偶然却在制度变迁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