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洗礼，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虽然仍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经济运行模式和规制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成熟经济的发展挑战。为了改变因“制度疲劳”而导致的体制僵化等问题，增加社会发展的活力，中曾根内阁时期，强力推动第一波规制缓和与国企民营化，并实现了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和国有铁道的民营化改革。新世纪前后，桥本内阁时期的行政改革和小泉内阁时期的结构改革，再次掀起了日本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央行政管理体制全面深化，产业规制和社会规制进一步放宽，金融监管得到强化，并继续推动了道路公团和邮政事业民营化。

财政投融资作为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政策金融，是指政府通过财政规划模式进行的特定资金投资或融资活动，是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支柱。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财政投融资作为日本政府落实国家发展规划和宏观政策的重要手段，曾经为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财政投融资的主要对象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1950年代前期，以重点产业中的大企业为重点，1950年代中期以后转变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重，其后则越来越把社会基础设施改善置于重点。财政投融资制度作为战后日本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日本政府的“第二预算”，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具有一定的调控作用，对民间金融机构的融资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示范和诱导作用。

民营化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革现存社会组织结构，减少社会交易费用，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是，在推进民营化的政策过程中，由于特定制度环境的影响，政策过程可能会偏离政策自身的价值取向。战后日本进行的两次大规模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其社会背景和政策过程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在“分割性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决策模式下，经过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民营化自身却偏离了其原本的价值取向，最终只是基本满足了利益集团的利益驱动需求。

1980年代以后，电信产业迎来大发展时代。电信产业作为信息产业的前沿领域和重要支撑，首先迎来了产业格局的大调整和产业规制的大变革。1985年，日本修改电信产业相关法律，实现了电信电话公社民营化和通信自由化，引入竞争机制，大量新兴企业进入电信领域。电信民营化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进行的制度调整和经营体制变革，但由于日本社会纵向分割的职能主义决策体制影响，导致电信民营化改革的不彻底，NTT规制改革和NTT重组的严重滞后，最终影响了日本信息产业的发展步伐。

国有铁道民营化则是1980年代日本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曾经为近代日本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国有铁道，面临严重的亏损和经营问题，并日益成为日本政府的财政包袱。经过分割民营化改革，JR集团转变为7家独立法人，通过剥离债务和人员分流，JR集团实现了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彻底打破了国有铁道的经营模式，引入了竞争模式。然而，国铁民营化前遗留下来的巨大债务包袱最终还是由日本国民买单。

在日本政府直接管理的诸多公共服务事业中，规模最大的是专门负责高速道路建设和运营的日本道路建设四公团。道路四公团是日本名副其实的耗钱大户。在战后日本公共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邮政事业作为公共资金的入口，由邮政储蓄和简易保险筹集巨额资金通过大藏省资金运用部之手投资于公共事业建设。日本道路建设四公团则是最大的公共投资出口。小泉内阁时期所倡导的结构改革，其主要着眼点在于根本解决日本公共投资的入口和出口问题。通过公共事业的民营化改革，试图彻底打破政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体系。

基于对战前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并为应对战后资金、技术供给不足等短缺经济的约束，以国营邮政部门提供的庞大资金为基础构建的战后护航体制，曾在战后日本经济赶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发生逆转，护航体制高成本、低效率、束缚市场活力发挥的弊端尽显，体制改革成为必然。邮政民营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举措，是平成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其深远意义在于釜底抽薪，彻底切断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主要资金来源，使护航体制失去本源性依凭。

作为战后日本最受争议的改革之一，邮政民营化搅动了整个日本社会，并直接导致了2005年的国会解散和“全民公决式”大选。赢得超级人气支持的小泉政府，虽然强势启动了邮政民营化改革，但邮政民营化体制下的制度安排，却直接延缓了邮政民营化进程，导致了日本邮政的治理困境，影响了邮政民营化的现实效果，并使轰轰烈烈开启的邮政民营化在政治博弈中被迫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