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水省《昭和49年度农业白书》[24]（1974年度）中，对农业生产动向做了如下记载：

35—45年度（1958—1970年度——笔者注）农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2.3%，与西欧诸国持平。特别是畜产品与蔬菜等部门，因需求的增加而扩大生产，其中随着畜产饲养技术的提高，多头化饲养使生产扩大非常显著。另外大米生产同样处于增长状态，相反麦子、大豆等普通旱田作物的生产持续减退。结果，在农业生产中占有最大比重的大米，43年（1968年——笔者注）开始出现供需非常显著的不均衡，44年度开始实施大米的生产调整及稻田生产的转耕对策……44年度开始的大米生产调整及稻田转耕对策，基本根据目标顺利实施。49年度开始稻田转耕对策停止对休耕田的奖励……目标分配以转耕可能与否为重点，与之前相比地区间的差别减小。稻田的转耕面积，与48年度相比减少0.3万公顷，约为28.5万公顷，其耕种品种仍然是饲料作物（6.7万公顷）、蔬菜（5.7万公顷）、豆类（4.9万公顷）的比重较高……虽然常年性植物增长钝化，但是果树、林木为中心增加了6.2万公顷。48年度生产调整水田的将近半数为休耕田，49年度开始休耕奖励措施结束后，其中过半以水稻为中心恢复农业生产。

上文中能够读出大量相关信息：（1）战后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间，农业部门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2.3%左右，该增长水平并不逊色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由于选择性扩大生产的实施，畜牧业及蔬菜果实农业的增长显著。然而，处于需求钝化的大米生产同样处于增长状态，结果自1968年开始，大米供需失衡，1969年起大米的生产调整及稻田的转耕政策同时展开（具体过程可见表10-3）。（2）以上政策根据政府制定的调整目标（减产目标及转耕目标）实施。（3） 1969—1973年度对实施生产调整（减产，即休耕及转耕）的生产者给予奖励， 1974年度开始停止对休耕田的奖励。（4） 1974年度起减产目标分配的重点从单纯减产转向重视转耕的可能性。（5）转耕的主要内容以饲料作物、蔬菜、豆类、果树、林木为中心。（6）休耕奖励停止后，稻田的复耕现象增加。

表10-3 大米供需及生产调整面积变化（单位：万吨、万公顷）

从表10-3中数字可以看到：（1） 1965年开始至1968年迄，大米的生产量持续增长，而需求量却相反持续下降，政府米库存量1969年度已经超过500万吨。以上背景下，1969年12月农水省在各地方农政局设置“大米生产调整对策本部”，大米生产调整政策起步。（2） 1971年度开始，稻田转耕对策全面展开，国内大米生产基本被调整在需求水平，政府米库存开始持续削减；虽然1975年后，因政府停止了对实施生产调整稻田中的休耕田的奖励，政府大米库存量一度出现波动，但大米供需失衡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3） 1969—1973年度，实施生产调整的稻田中，50%左右是未实行转耕的休耕地。其原因在于该期间内，即使是休耕田同样可以享受政府发放的生产调整奖励金，致使休耕地不断增加，不仅为今后的休耕地的复耕，而且为其转耕均带来极大的困难。1974年停止对休耕地的奖励之后，由于托管制度的设置及统计方法的变化，大米生产调整中的休耕地数量无法体现，但是整体农业生产中的“休耕地”仍然存在，据农水省2003年度统计，休耕地面积为26.8万公顷。

关于大米调整政策的实施状况，日本“会计检察院”于2016年7月发表的《大米生产调整对策的实施状况》（要旨）中[25]，做了较为简要的总结。该文指出：自1969年大米生产调整政策实施后至2014年迄，国家财政支付“生产调整补助金”高达9兆576亿日元。必须注意的是，大量转耕补助金的投入，并未能避免因大米生产收缩带来的整体农业生产的下降；换言之大米生产调整政策的实施在农业生产总额上造成的损失，并未能从其他农作物生产扩大上找到平衡。关于其原因，“实施状况”一文中指出：“以由行政分配数量目标为前提的大米生产调整对策，阻碍了农业生产者的自由经营判断及市场战略，成为妨碍具有热情的农业承担者的效率性生产的最大原因。”日本农业经济学家本田正义在《现代日本农业的政策过程》中同样指出：“转耕率统一分配，不仅损害大规模专业农户的生产欲望，妨碍具有能力的农户扩大生产规模，并且具有姑息并非尽全力生产大米的小规模农户的弊端。”[26]2013年5月，为了探讨农林水产业及农村地区，如何成为将来国家活力的源泉及其持续发展的策略，日本内阁内成立“创造农林水产业·农村地区活力本部”，同年12月该“活力本部”决定将于2018年对大米生产调整政策进行改革；为此，农林水产省决定将于2018年放弃通过行政手段制定大米生产调整目标的大米生产调整政策，以生产者为中心、圆满对应需求的大米生产政策改革正在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