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迎来的不仅是战败者的身份、GHQ的占领，同时还有极度的通货膨胀、失业与粮食缺乏，全体国民不得不在饥饿中度日。战后粮食危机，除来自朝鲜半岛，中国台湾、东北地区的粮食移入通道被斩断，以及150万在海外的军人及日本人返日带来的粮食需求之外，1945年因自然灾害带来的粮食歉收也是一大原因。据农林省的统计，战败导致来自殖民地的年平均1000万石粮食被停止，1945年粮食收成与前年相比减少1200万石；可以想象2200万石粮食的缺口与150万人口的增加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事实上，1937年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国内粮食生产量下降，来自朝鲜·中国台湾的粮食移入开始减少，日本国内陷入慢性粮食不足状态。1937年《米谷应急措施法》、1942年《粮食管理法》（简称“食管法”）先后成立。前者的目的在于，卢沟桥事变后“政府不仅有必要准备相当数量的大米以供军用，还要保证国民的主食，即大米的供求平稳及价格安定”[3]；后者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国家权力介入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在国家一元化统制管理下，“适应大东亚战争下的长期应战态势，保证枪口后方国民的生活安定……使农民能够安心增产”[4]；以上两法粮食的国家统制及促进国内粮食生产之目的非常明显。从上述战败前后日本国内粮食供求状况上看，战败后日本所面临的已经不是“粮食不足”而是“粮食危机”，日本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如何解决国民的温饱问题。

根据“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粮食进口问题的现阶段推测及对策》[5]中记载，1945年9月21日，日本政府向GHQ提出进口250千吨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食盐、糖等）的恳求，对此GHQ指示，对日粮食进口必须在最小限度内并且确立支付手段之后实施；日本政府再度于同年10月1日提出紧急要求，希望进口大米100千吨、小麦100千吨及食盐100千吨，并希望通过出口生丝决算及临时借款进行支付。虽然GHQ于1945年11月24日表示，“原则上允许粮食、棉花、石油、食盐的进口”，但交涉由于远东委员会的介入，粮食进口迟迟未能实现。1946年5月19日，日本国内发生有25万人参加的被称为“突破粮食危机人民大会”的“粮食暴动”。虽然暴动的次日，麦克阿瑟发表声明指出“绝不允许暴民示威活动”，但是该暴动也成为美国开始对日粮食援助的契机，1945年5月至10月迄，约68万吨粮食投入日本，战后日本的粮食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以上背景下，日本政府的农业政策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之上：首先，有效利用国内粮食资源。包括强化粮食征购制度，严格控制粮食向黑市流入现象；强化管理农业生产用肥料；彻底实施合理化主食配给制度。其次，坚持粮食进口对策。包括促进从美国及亚洲各国的粮食进口。最后，粮食增产政策。1946年11月9日，内阁通过《紧急开拓事业实施要领》[6]决议，指出其方针是“为了顺应终战后粮食状况及伴随复员而来的新农村建设需要，计划实施大规模农地开垦、排水开垦及土地改良事业，以达到粮食的自给化，同时促进离职工人、军人及其他人员的归农”；同时对其主要内容做了明确的规划：（1）开垦面积155万公顷，其中内地85万公顷、北海道70万公顷；计划5年内完成；增产目标，栽培大米、麦子、豆类、杂谷、薯类等主要粮食作物。（2）排水开垦面积约10万公顷，其中湖面排水7.5万公顷、海面排水2.5万公顷；计划6年内完成；增产目标，主要种植大米、麦子等主要粮食作物，数年后土地良地化后计划达到种植大米200万石，麦子34万石。

（3）土地改良。机械排水、耕地整理、旱田灌溉等土地改良面积约210万公顷，计划3年内完成。（4）归农计划。归农户数为100万户，其中内地80万户、北海道20万户，计划5年内完成。（5）最后指出，“关于完成本事业必要的经费，将尽快制定预算措施”。可以看出，战后日本农业增产政策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粮食增产达到粮食自给的目的；一是通过开垦农地增加自耕农数量，同时安置复员人员及失业工人，同时该开拓事业的必要经费由国家预算支付。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开垦事业计划开垦165万公顷农地，创建100万农户，从总体上看该开垦事业对整体农业结构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紧急开拓事业的展开，加之农地改革的实施使国内90%以上的农地成为自耕地，这在极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以说农地改革后日本农政的主旋律完全转移到农业增产之上，直至1955年这一战后史上的重要节点的到来。

1955年鸠山一郎第一次内阁成立之际，就任农林大臣的河野一郎指出，“只提倡粮食必须增产，就像傻瓜只能记一件事情一样”，决定对战后持续了10年的粮食增产政策进行调整。本次政策调整，首先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相关。1954年3月，日美间“MSA协定”签订，美国在向日本提供武器援助的条件下，与日本签订了“农产品购入协定”，日本政府为此放弃了通过粮食增产达到粮食自给的目标，成为美国处理本国剩余农产品的绝好对象。其次，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战后复兴的10年间，经历了1952年的对日媾和条约的生效、1955年加盟GATT、1956年加入联合国后，日本终于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舞台。在1956年的《经济白书》中，日本政府写道：“……应该说，已经不是战后。我们现在面临着不同的事态，依靠复兴的成长已经结束。今后的成长将依靠近代化支撑，而近代化的进步则必须在迅速并安定的经济成长下方能成为可能。摄取新生事物，通常会受到抵抗，经济社会的落后部分，在一定时间中反而可能会因为近代化让人感到矛盾激化。但是从长期看，中小企业、劳动、农业等各部门存在的诸矛盾，只能在经济的发展中才会被吸收……”[7]以上因为“应该说，已经不是战后”这一名句被广泛认知的《经济白书》，事实上，针对农业部门传达了更为重要的信息。政府认为，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近代化将成为重要内容，而在近代化过程中，诸如农业这种落后部门与近代化的矛盾一定会凸显，此时农业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已经出现。

1957年日本农林省向国会提交了第一个《农林白书》[8]，其中指出日本农业正面临着5个危险信号：（1）农户收入低；（2）粮食供给力弱；（3）国际竞争力低；（4）兼业化现象多；（5）农业就业构造恶化。同时指出“为了今后农业的发展，农民地位的提高，必须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否则农业没有未来”，该《农林白书》成为农业基本法成立的契机。1959年4月，“农林渔业基本问题调查会”成立，该调查会作为首相的咨询机关，肩负着向政府提供相关建议的任务。1960年5月，调查会向政府提交了以《农业的基本问题及基本对策》为题的调查报告，指出了目前农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未来农业政策的方向。日本农政领域的宪法“农业基本法案”的制定开始起步，战后日本农政方针的第一次转折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