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自耕农理念下成立的《农地法》自其开始在国会上审议起，便遇到各种质疑。在此以1952年6月10日农林委员会的审议为例，解析“农地法案”遇到的质疑。当日站在提问台上的是农林委员会理事竹村奈良一，而负责解答的法案提交方是农林省农地局长平川守，两者的攻防如下。

竹村提问：我的问题是关于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款，规定北海道2公顷、都府县0.3公顷以下者不可获取农地，这对全国来讲是一个重大问题。原因是，例如1950年的2月1日，农林省的统计表示， 0.3公顷以下的农户有143万8722户，至少内地农户的24%为0.3公顷未满的农户。而北海道2公顷未满的农户有11万4482户，也就是说47%农户的耕地在2公顷以下。按此规定，这一群体今后将无法获得新的耕地，如果上述规定实施的话会引起各种问题，请问如何考虑的？

平川回答：想必大家都知道，本法案的目标之一，是实现创建及维持中坚自耕农。为此设定最低面积标准，该标准以下的农户虽然从事农业但并不是主要农业从事者，仅是“饭米农户”[5]，收入的大部分从其他职业所得，属于生产自己食用的粮食及其他副业性质的农户。在分配有限的农地问题上，从优先顺序方面考虑，首先排除非常大面积的农户；排除非常小面积的农户及将农业作为副业的农户……原则上讲，仍然要将少量的农地优先分配给中坚的农户，巩固农业的基础是最为重要的……

竹村提问：培育理想规模的农户这一观点确实存在，但问题是，如果按这种观点实施的话，至少应该考虑为什么现在内地0.3公顷以下的农户仍不得不在耕种，他们想成为0.3公顷以上的农户也无法做到……如果想要对这些人进行压缩，是否制定了可以对其进行压缩的对策，并在该对策下对其进行整理的方针……

平川回答：本法案的观点，刚刚也说过，作为对象的农地的数量极少，只有现在的少量租佃地的自耕地化及新开发的少量农地，必须考虑将这些农地分配给怎样的群体。届时的确应该考虑刚刚话题中的零星农户的问题，但与其相比不是更应该考虑靠农业、靠少量耕地面积而无法生活的群体吗？0.3公顷以下的零星农户战后急速增加，但是这些人将来总要在农业部门之外的部门中去考虑对策。作为农地法的观点，难道不应该首先考虑不去从事农业之外的职业的农户吗？

竹村提问：……你说可开垦的土地数量少，关于这一点可能会变成论战不想问你，但是如果看一下地图，你刚刚也承认了，有六七百万公顷土地，这一点先不说，总之不去制定使那些农户成为理想农户的措施，而是禁止，这件事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认可……

平川回答：大凡常识性考虑的话，现在的平均内地1公顷左右仅仅是一个目标，但是把他作为数学问题问我几公顷最为理想则非常难以回答。作为这个法案无论如何无法积极地决定到底几公顷最为理想，所以反过来考虑了不理想的面积是多少，认为不理想的面积大约是上限3公顷，下限0.3公顷。

竹村提问：你的回答非常可笑……你将非理想农户标准定位在0.3公顷以下的回答我无法认可……[6]

以上农地法审议过程中的舌战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农地权利移动的统制限度之上。在野党的竹村提问可总结如下：（1）内地将近占农户总数24%的农户、北海道将近47%的农户将被农地法剥夺再度获得土地的权利，这一点非常不公平；如果该限制被农地法援用的话，是否同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以保证该群体获得公平的待遇。（2）内地0.3及北海道2公顷标准的根据是源于怎样的观点。（3）为什么制定限制非理想农户获得土地的规定，而不去制定帮助其成为理想农户的规定。对此农政官僚平川的回答如下：（1）农地法的目标是维持创建理想自耕农，有必要将有限的农地分配给仅靠农业维持生活的农户，而不是分配给将农业作为副业或仅耕种自家食用粮食的农户；以上农户可以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2）关于农地权力移动下限的设定，不是一个数学问题，因此无法回答几公顷最为理想，但是相反认为非理想自耕农的经营面积是3公顷以上及0.3公顷以下。可以看出，关于理想自耕农的经营规模，农地法案中的认识并不清晰，因此采取了反向思维将0.3公顷以下及3公顷以上定为非理想自耕农，可以推测农地法案希望通过限制过小农获取农地的方法，缓解将会产生的农业人口的压力，向他产业提供劳动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农地法中对农地权利移动的限制，直接关系着农业构造及农业经营的发展方向，而该标准的设定依据却不具备坚实的理论依据的支持，不具备任何积极性；这一点应该是农地法案的重要缺陷之一。

基本贯彻了原法案精神的《农地法》，果然实施不久便受到“农业构造论”的挑战。1952年对日媾和条约生效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1956年度的《经济白书》中出现了名句“应该说，已经不是战后”；充分说明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接踵而来的是经济高度发展期。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日本战后经济高度发展过程中，工、农业生产力及工、农业从业者收入之间产生巨大差距，农业构造论随之出现。农业构造论指出，工、农业间的不等价交换及其从业者之间收入差距的产生，是零星农耕所致；主张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通过促进农业的集团化、机械化等措施提高农业生产力，借以消除工、农业间差距。而上述农业构造政策的实施，必须以促进农地流转为条件；《农地法》对农业构造的桎梏开始凸显。1961年6月《农业基本法》（简称为“农基法”）成立后，政府开始着手对《农地法》进行修改，1961年10月16日，“农地法部分修改法案”提交第39届国会审议，新农地法于1962年5月11日公布，农基法的“农业构造政策理念”对《农地法》的理念构成了一定的冲击，战后日本农地政策方针出现调整。1962年第一次农地法修订的主要内容可见表9-1。

表9-1 1962年《农地法》第一次修订时的主要修订焦点

从以上修订内容中可以看到1962年的第一次农地法修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新法对第一条的法律目的未做任何修改，可以认为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理念”仍然存在于新农地法之中。（2）新农地法中的重大改变之一是在农业从事者中加入了“农业生产法人”项目，也就是说农业经营者不再仅仅是“农户”，可以是具有“农事组合”“联名公司”“合资公司”及“有限公司”形态的法人。农业生产法人条款的增加，充分体现了“农业构造政策”的精神，旨在促进农业的大型化、集团化。（3）新法缓和了对农地权利移动的限制，即在一定条件下取消农地权利移动上限，同时对农业生产法人获取农地权利之际不再设置限制标准。该修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对农地权利移动的统制，旨在促进农地流转、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耕农理念”虽然受到“农业构造论”的冲击，但仍然是新法的基本理念，正因为如此，虽然新法中出现农业生产法人的概念，但仍然设置了限制条件，其中包括诸如具有决议权的成员中，土地所有者必须超过半数，租赁土地面积不得超过成员土地面积的一半等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集团农业的发展。不能否认，1962年新农地法中存在的矛盾，或称之为两种理念的并存，给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带来一定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