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昭和12）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此为起点日本与中国之间长达8年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开始。而在日本国内，为“战时体制”的确立，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国民教化运动，即“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随即展开。1937年8月，第一届近卫内阁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同年10月成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联合道府县地方实行委员会共同宣传“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6]精神；以此为开始，战时统制经济政策开始逐步登场。

1937年9月，“临时资金调整法案”“关于进出口物资等临时措施法案”“军需工业动员法案”“临时船舶管理法案”等多个法案[7]提交第72届帝国议会审议，大藏大臣贺屋兴宜在“临时资金调整法案”提交审议的陈述中提道：“本法案与本次卢沟桥事变相关，其主旨一是为了迎合物资及资金的需求，建立调整事业资金的使用、疏通供给渠道、奖励国民储蓄的方法；再是为了资金调整之时资料的精确程度，允许政府获得对金融进行调查及检查的权限。一再强调的是，如今资材及资金的使用，从贯彻国家整体方针上看，必须节省浪费、发挥最大效率。其方法是对新的固定投资进行适当调整，资材及资金用于国防及其他与时局密切相关事宜……关于资金调整，依照各种事业的种类，制定区分必须供给资金事业及无须供给资金事业的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实施。”[8]其内容足以说明该法的成立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直接相关，其主要目的在于资金及资材的调整均必须遵循是否与“国防及其他与时局密切相关”的原则，即必须利用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相关事业之上，同时足以证明政府的权限正在通过法律手段不断扩大。同年10月，《临时资金调整法》《关于进出口物资等临时措施法》《军需工业动员法》《临时船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公布实施，政府通过法律形式对资金、贸易、生产及运输等方面进行统制，优先军需物资的生产、进口、资金需要及运输。

1938年2月第73届帝国议会上，政府提交了“国家总动员法案”，届时国务大臣广田弘毅在审议陈述中说道：“近代战争的特色是所谓国力战，完成战争的秘诀在于，陆海军的奋斗与国家总动员态势的完备……准备充足的军需物资，向陆海军提供不断的战斗力的同时，补给民需品保证国民经济的运行，以国民的爱国心为基础，举国一致方可奏效”，可见战时经济运营仅为战争所行。1938年4月1日，《国家总动员法》公布，该法第一条指出，“本法之国家总动员，是指为达到战时（包括相当战争的事变）国防之目的，以最有效发挥国家所有能力为目标，统制运用人、物资源”，明确指出国家总动员就是为了战争，为此国家可以统制所有人力及物力资源。不仅如此，该法在第四条至第二十七条中依次规定“政府面临战时国家总动员，在必要之时根据敕令规定，有权征用帝国臣民从事总动员业务，有权要求帝国臣民及帝国法人及其他团体协助总动员业务，有权发布有关职工的雇佣、解雇及工资或其他劳动条件的命令，有权发布关于预防或解决劳动争议的命令，或封锁工厂等等”。即政府可以根据该法，利用不必通过国会审议的敕令方式，对国民经济及所有国民的财产、权利进行统制，政府的权力已经凌驾于国会之上，被放大到极限。《国家总动员法》下派生的各种主要敕令可见表7-4，其内容涵括国民经济活动及国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下政府的权力范围可见一斑。

表7-4 以国家总动员法为依据成立的各种主要敕令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国家总动员体制下各种敕令的发布过程，正是其面临各种危机并不断走向崩溃的过程。首先，在战争体制下，所有资金、贸易、生产及运输均服务于军需，因此军需物资的生产，即重化学军工产业成为重点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曾经作为日本基础产业的纺织工业则不断萎缩。据商工大臣官房调查课编《工厂统计表》[9]中数据可知，1930年日本工业生产总额中，重化学（金属、机械、化学）工业占比为35.5%，1935年为52.7%，到1940年增长为63.2%，1930年代重化学工业增长了27.7个百分点。相反同期轻工业生产额则几乎以相同的速度削减，其占比分别为64.5%，47.3%，36.8%，10年间减少了27.7个百分点。另外轻工业生产总值中纤维（包括纺织业）工业占比分别为36.6%，32.9%，18%，其他占比分别为27.9%，14.4%，18.8%；1940年日本的纺织工业在工业生产总额中仅占18%的份额。以上数据表明，日本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下，产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虽然为二战后的日本留下了强大的重化学工业基础，但是依靠进口原材料维持的重化学工业的发展，以及换取外汇收入的纺织业的萎缩，使日本国际贸易收支失衡。1938年的“公司利益及融资令”，1940年的“制铁用进口原料等统制令”，1941年的“贸易统制令”“物资统制令”等敕令的发布，均说明该时期日本扩充重要产业生产力资金不足及生产物资不足的现象严重。

其次，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美通商条约失效，不仅来自美国的重化学工业原料进口途径中断，二战引发的通货膨胀，以及来自殖民地的粮食进口减少，造成国内大米市场混乱，同时投资及金融市场的投机现象增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的消耗使日本内地经济出现更大的危机，其中粮食及生存物资，乃至军需物资的缺乏，人力的消耗均使日本战时统制经济体制走向崩溃的边缘。1939年“谷物精捣等限制令”“总动员物资使用收用令”，1940年“银行等资金运用令”，1941年“生活必需物资统制令”“农业生产统制令”，1942年“金融统制团体令”、1943年“临时制盐团体令”，1944年“学生勤劳令”“女子挺身勤劳令”， 1945年“军需充足公司令”“国民勤劳动员令”先后公布实施，上述敕令的公布轨迹充分体现了日本粮食、生存物资、军需物资乃至劳动力危机的出现，日本在国内战时统制经济体制走向崩溃之中，迎来了其在战场上的全面溃败。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中，农业部门的处境自始至终都非常尴尬。一方面战时“全民总动员”要求所有资金、贸易、生产及运输均服务于军需，为此大规模的人员动员必须集中于军人及军需物资生产之上；另一方面保证粮食供给，确保农业生产力同样非常重要。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长达8年的战争中不断加大，最终战争使日本的农业生产力与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一同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