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票市场价格暴落，以此为契机的、资本主义经济史上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这场危机不仅使一战开始后美国的经济繁荣毁于一旦，而且波及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各国的生产及贸易额急剧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性金融危机及农业危机。本次危机历时大约5年之久，其间除纽约股票市场价格暴跌80%以上之外，工业生产大幅度降低、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数据惊人。据尤·瓦尔加[3]统计，与经济危机前最高点相比，危机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最低点的工业生产降低至美国56%、英国32%、德国52%、法国36%；企业数从1929年的20.9万降至1932年的13.9万个；失业者数1930年为400万余人、1932年为1250万人、1933年为1600万人，失业率最高达到30%。此外，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银行的破产现象严重，其中1931年5月澳大利亚的信用银行、1932年美国的美国银行的破产影响极大，此外1931年9月英国、1933年3月美国相继脱离金本位制，使资本主义的国际金融陷入严重混乱。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至1933年后期跌入谷底之后，在未见好转的状况下转入慢性萧条期。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经济危机一方面在经济上造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市场争夺日趋尖锐，封闭经济体制形成；在政治上导致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出现，最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之时，事实上日本的经济状况已经处于问题之中。不可否认，一战的爆发使日本经济获取了摆脱萧条的机会，然而大战结束的1918年末，日本经济再次陷入困难；虽然1919年上半期开始再度出现好转，但受1919年末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1920年初日本股票市场价格暴跌，日本经济再度遭遇危机。1920年后，日本经济在一进一退之中，迎来了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其间各种经济指标的变化可见表7-1。以1919年度为标准，从各年度、各种指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 1920年代日本经济状况并不稳定。可以看到，1920年股票市场的暴跌以及支票兑现率的增长非常明显，充分体现出“战争景气”已经不复存在，同时资本的增减，即资本整理也在同步进行之中。1921年末，股票价格稍见回升，支票的未兑率也开始减少，经济回升迹象出现，但是资本整理仍在大量实施之中，并可以看到物价下降的现象，工业生产指数同样持续下降。1922年之后，经济各项指标且进且退，经济复苏终究未能出现，直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时，日本经济除工业生产指数恢复到1919年水平之外，其他指标均接近最低点。已经面临各种危机的日本资本主义迎来了更大的危机，并且在本次危机中日本资本主义将完成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化。

表7-1 1919—1929年日本经济指数（%）

一战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恢复了金本位制，日本虽几经努力却迟迟未能实现。为此，日本始终未能克服外汇市场不稳定及国际贸易入超的现象。1929年7月，浜口内阁成立，面对一战后长期处于一进一退的经济状况，政府决定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储备正币（本位货币），并决定于1930年1月恢复金本位货币政策。然而，在1929年10月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恢复金本位体制的政策性选择，反而起到了将经济危机直接引入日本的糟糕效果。其结果是政府于1931年12月再度放弃金本位体制，通过由日本银行发行的赤字国债，采取财政宽松政策。1931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4]，通过国家权利对重要产业实行卡特尔强化（重要企业联合），最终达到国家权利介入经济过程的目的，日本资本主义开始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转化。值得注意的是，1931年9月，日本制造了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并开始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全面侵略。可见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其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行为并行，这充分说明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从一开始便与军事扩张相结合。其具体过程及特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日本重要产业卡特尔化过程可见表7-2。可以看到以重化学垄断企业为中心的企业联合在1930年至1932年间迅速结成，重要企业的垄断组织化得到飞速的发展。政府在《重要产业统制法》公布后，先后公布并实施了《出口组合法》（1931年4月修订法）、《工业组合法》（1931年6月修订法）等法律，促使政府指定产业在生产及销售等各个方面缔结卡特尔协定，加强国家对指定产业的统制。

表7-2 日本重要产业卡特尔化过程

其次，以上统制体制加大了产业部门之间，乃至地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表7-3是上述期间民营工厂职工人均劳动收入及农民户均收入指数的变化，对该数据的分析如下：（1）可以看到1929年至1936年之间，重化学及军工产业与其他产业职工间、六大都市与其他地区职工间、工农业间收入落差呈现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其间重化学及军工产业部门职工工资最低点为1934年的化学药品产业，降至1926（昭和1）年的78.1%，而绝大多数即使是在经济危机之中其降幅也仅为5%左右；但轻工业部门则不同，多数降至60%左右；并且农户收入的降幅最大，最低降至1931年的38.5%。以上数据表明，不仅工业部门之间产生发展非均衡现象，工农业之间的差距则更加显著，这使得工农业间本来已经存在的差距在自身收入降低幅度的不同中再次拉开距离，可以说农村经济已经进入非常困难时期。（2）整体国民收入水平自1929年开始进入持续降低的趋势。这种通过国家对重要产业垄断统制将危机转嫁给国民的做法，引起国民的强烈不满，工人及农民斗争相继爆发，国内局势动乱。

表7-3 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期私营企业职工及农户劳动收入指数变化（以1926年为标准=100）

最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期的危机。上述体现在收入体系中的产业发展失衡——重化学及军工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使重化学及军工产业相关原料、零件的进口数量骤增，国际收支恶化；同时造成国内市场的“军需通货膨胀”[5]，在国民收入整体下跌的基础上，通货膨胀对国民生活带来的打击，特别是对农村地区的打击极其沉重；加之1931年、1934年两度自然灾害带来的农产品歉收，使东北及北海道等寒冷地区农民出现饿死、冻死、自杀等现象，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所谓以“昭和维新”为口号的“国家改造运动”，正是在以上背景下与“农本主义”相结合，并以民间右翼团体及军队中下级官员为主的法西斯运动形式先后出现。三井财阀的团琢磨被血盟团暗杀事件，乃至二·二六事件中，均能够看到针对财阀的不满情绪的爆发。右翼对财阀的恐怖事件发生后，以三井为首的各大财阀为了渡过危机开始实施改革，即所谓“财阀转向”——在开始参与农村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同时，实施公开股份制，建立能够承受向巨大的重化学及军工企业投资的金融体制。其结果是， 1937年，三井的常务理事池田成彬、三菱的会长串田万藏、住友会长八代则彦先后任职日本银行的参与。至此，除重要产业垄断组织化之外，各大财阀的主要人物开始介入国家最高政策决定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