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0年代，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日本经济也从一战中的快速发展再度跌入危机与萧条之中，这种以一战为契机经济上的大起大落，使日本资本主义的“构造性”危机完全暴露。一战中不健全的市场扩大与战后市场条件的萎缩，使日本经济面临生产过剩危机，这次经济危机同样席卷了农业部门。

1920（大正9）年3月东京股票市场暴跌，4月增田银行[10]破产引起股票市场崩盘，各地银行总店遭受挤兑，5月下旬不仅169家银行破产，企业的破产也相继出现，日本经济全面进入生产过剩阶段。商品市场同样受到严重的冲击，商品物价普遍下跌30%—50%，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生丝、蚕茧、大米价格的暴跌。生丝价格同年1月份市价为每百斤4260日元，8月降至每百斤1130日元，降低73%。与其同步降价的是蚕茧价格，春蚕的预测价格为每贯（1贯=3.75公斤）20日元，而同年春蚕实际价格却降至每贯7.59日元，夏秋蚕实际价格降至每贯5.12日元，养蚕农户面临破产危机。接踵而至的是同年6月份起米价开始暴跌，全国平均每石50.01日元的米价降为每石25.29日元，降价接近50%。[11]上述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米价的暴跌使农村经济及农民生活面临巨大危机。以上背景下，佃农斗争（小作争议）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展开（见表6-9）。

表6-9 佃农斗争及佃农组织的成立状况

首先，佃农的生活状况及其与地主之间矛盾的激化。佃农与地主围绕佃租、耕种权等租佃关系产生的争议被称为“小作争议”，租佃关系下的“小作争议”早在幕末时期已经存在。但是，以改善租佃条件、要求农民解放为目标的、具有近代性的“小作争议”，即佃农斗争出现于明治末年，并在一战后劳动运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全面展开。关于一战后佃农的生活状况史料记载如下：

我村某夫妇两人生活，耕种三反步[12]左右的土地。其妻农忙期在家帮助丈夫作农活后到制丝厂工作，然后养蚕期再回家帮忙。听两人说，他们好像在为地主创造资产而整年辛苦劳作。诸如去年秋后交完佃租仅剩余糯米一俵[13]和粳米六斗，这如何能维持生计。在这雪深之国，靠吃草也难以维持生活。如此佃农还能生存下去吗……

五反步百姓的惨状。妻子的兼业收入及唯一的副业养蚕收入均用来添补佃租。不得不让爱女也出去当女工，她劳动得到的工资也被牺牲。尽管如此还是不够。

一反步只能收五俵粮食，但有些地主将却佃租定为三俵以上；一反步收获七俵的话，劳动、肥料、种子费用等共需要投入七十元，这样就消失了四俵（一个劳动力按三十五元），如果剩余三俵在地主和佃农之间分配还可以，但是地主要从七俵中收四俵佃租，佃农一年的收获是负一俵，大约十七元五十钱的亏损。这样的话越劳作越贫穷。[14]

从以上第一、二条史料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租佃地主三、五反步土地的佃农，仅靠农业收入无法维持生活，他们的妻、女在农闲期要出外兼业，用兼业收入作为不足佃租部分的补贴，生活之艰辛可见一斑。第三条史料表明，至少该史料成立的1922、1923年前后，佃租水平已经高达收成的60%左右，这甚至高于江户时期的年贡水平。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佃农生活的窘迫使他们感到“好像是在为地主创造资产而整年辛苦劳作”，可以看到佃农对生活状况的不满已经完全转化为对地主索取高额佃租的愤怒，他们开始认识到，自身生活的窘迫源于佃租的经济外强制性及其非合理性。至此具有近代意义的佃农斗争全面展开。

其次，关于佃农斗争不断激化的原因。（1）大米暴动的影响。明治初期的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政府对江户时期已经存在的租佃关系采取了宽容态度，这使得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残存于地租改正后的租佃关系之中。应该说佃农斗争的激化，与1918年7月发生的大米暴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大米暴动后，随着劳动运动的发展壮大，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除了不满自身在半封建性租佃关系中受到的压迫，并且开始认识到其中隐藏的非经济强制性以及政治上的非合理性，乃至人格的不平等、耕作权的否认等问题，佃农斗争升华到劳动运动的高度。（2）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内部构造中的农业问题愈加凸显，被束缚于半封建性农业经济关系中的农民与都市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为农民斗争提供了思想基础。（3）农民组织的成立。1922（大正11）年4月，全国性农民组织“日本农民组合”，简称“日农”成立，与1881年3月成立的大日本农会所具有的“官办”性质相比，日农堪称日本首个全国性农民“自办”并具有“斗争”性质的农民组织。

最后，佃农斗争的主要内容。（1）佃农诉求的主要内容。佃农斗争中佃农的诉求内容较为复杂多样，但最具代表性的是减少佃租的诉求。高额实物佃租的存在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未能解决的半封建性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寄生地主制得以产生的条件，因此降低佃租的要求并非首次出现。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佃农斗争中的减租要求与以往相比具有性质上的变化。《本邦农业要览》中对此有如下的记载：“……经济上的利益分配问题，即降低佃租的要求最多，但与过去起于歉收之年的减租要求不同……与收成无关，要求永久性减租之例骤增”[15]，足以证明佃农斗争已经从之前在自然灾害等歉收之时的无奈之举，发展到维护佃农正当权利的范畴，已经具有劳动运动之要素。

（2）日本农民组合的动向。日本农民组合，即日农在贺川丰彦、杉山元治郎等基督教改良运动者指导下于1922（大正11）年4月成立。其创立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们农民大众要以互助友爱的精神走向解放的道路”，可见其成立宗旨在于组织“农民大众”一起走向解放自己的道路。1923年2月日农召开的第二次大会迄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地方支部发展到300个，参加会员超过1万人；1924年的第三次会议后，以佃农为主体的组合成立并修改了佃农组合规章；1924年7月日农召开中央委员会，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准备委员会”，其政治色彩愈加浓厚。在日农的参与下佃农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表6-9中数字表明，日农成立的1922年以后，不仅佃农斗争的数量增加，并且1924年起日农对佃农组合的指导使佃农组织快速增长，为佃农斗争培养了大量中坚力量。

（3）佃农斗争的结果及其意义。佃农斗争通过团体示威的形式展开，诸如组成“拒绝交租同盟”、对佃租进行共同保管、拒绝归还租佃土地、在地主提起诉讼时以各种对抗拖延判决等。而地主方面同样开始联合对抗，各地区结成地主协会，佃农斗争升级为佃农与地主间的阶级对立。1920年代的佃农斗争虽然遭到了地主阶级与国家权力的弹压，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一，佃农的减租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在废除了“进米”[16]等不合理佃租制度的同时，佃租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减。根据农林省农政局的统计，1916年至1920年全国一季稻佃租的平均值（每反平均收成为1.908石，平均佃租为0.972石，佃租比率为51%）与1933年至1935年间的同平均值（每反平均收成为2.008石，平均佃租为0.920石，佃租比率为46%）相比，佃租及其在收成中所占的比率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二，佃农组织的出现使佃农在村政中的话语权得以提高，改变了江户时期遗留的村落共同体中豪农主导的村政格局，在地方政治史上具有很大的意义。其三，佃农斗争是对近代以来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残存的半封建农业经济体制的冲击。一战后农业危机的出现、佃农斗争的激化，使地主经营出现问题，不仅改变经营内容的地主出现，政府的农业政策重点也从“保护地主权利”向“创建自耕农”调整，明治维新后持续扩大的寄生地主制开始出现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