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明治14）年成立的“大日本农会”，是日本第一个全国性农会组织，是在内务省农政官僚的主导下成立的农事改良团体，第一代干事长是内务省劝农局长品川弥二郎。上文中提到明治政府劝农政策推行过程中，各地区通过召开农谈会交流推广农业技术，而大日本农会的成立与农谈会的召开及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农谈会的发展盛况，史料中有如下记载：

近频闻农事集谈会之事，近年连年增多，如昨十四年，东京府外一府二十四县前后开会至八十一回，其脾益于农事。今阅各地之通讯，此会以明治十一年一月于爱媛县召开第一回劝业会为嚆矢，本会以各区劝业员为议员，劝业科长为议长，专议劝业实施之方法，以多数之论决可否。之后各地召开之会或名曰劝业会，劝业科员及通讯委员聚会一堂，讨论劝业施行之方法，或名为农谈会，招集老农使其谈论各自之惯行经验，虽各会之性质不同但皆图农事之改良进步……[31]

史料指出，1878年劝业会的召开成为地方农谈会的嚆矢，1881年包括东京在内的二府二十四县共召开81次会议，尽显其盛况。在以上农谈会相继召开的形式下，1879年4月，以千叶下总牧羊场毕业生为主要成员的东洋农会成立；之后的1880年3月，东京农谈会成立，其主要成员是劝农局官员及三田育种场成员。两会不仅定期召开农谈会，交流农事经验，并均拥有定期刊物，面向社会报告会议内容。当时的内务少辅兼劝农局长品川弥二郎，便是东京农谈会的成员。1881年3月，政府在召开全国劝业博览会的同时，在东京召开全国农谈会；借此机会东洋农会和东京农谈会合并，成立了大日本农会。大日本农会汇集了当时多数农谈会成员、官营农场成员、劝农官员及全国各地的老农，是日本首个农业组织。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1）农谈会从召开之首，政府农政官员便在会议召开及内容策划上掌握着主导权；（2）无论是东洋农会或东京农谈会，均以政府官营农场成员为主；（3）大日本农会特别会员藤田一郎在集会上的发言中讲到：“欲图农业之盛大，必先改良农具”，足见大日本农会与政府大农主义方针同出一辙。以上三点表明，大日本农会的成员虽包含全国各地老农，具有民间农业团体之形式，但事实上其官治性极强，应该说仅是传达农政官员劝农方针的“民间农业团体”。表4-8是大日本农会初期工作内容概况，从中可以看到不仅其会址是农商务省所有，工作内容接受农商务省及农务局委托，并且亦接受农商务省经济支援，充分证明其作为农商务省外围团体，传达农商务省劝农精神的作用。

表4-8 大日本农会初期工作内容概况

综上，在明治政府主导的殖产兴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得以确立。其整个过程中，政府财政基础建立于土地制度改革后的地租体制之上，可见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确立在极大程度上依靠政府从农业部门征收的地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农业部门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确立过程中，并未能在提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得到自身的蜕变，其原因在于寄生地主制的出现使日本农业结构仍然被制约于地主与佃农的半封建性土地制度及农业经济关系之中，不能完成向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的转化；而该现象正是明治政府土地政策与劝农政策上存在的非整合性的产物。

【注释】

[1] 安良城盛昭「地主の展開」，岩波講座『日本歴史 16 近代3』，岩波書店，1967年，第53页。

[2] 原文「地所質入規則」、「動産不動産書入金穀貸借規則」，『法令全書明治6年』，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所蔵。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787955。

[3] 前出大内兵衛·土屋喬雄編『明治前期財政経済史料集成 第17巻』，第2页。

[4] 同上，第432页。

[5] 详细请参照大内力『日本資本主義の発展』，東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

[6] 详细请参照山田盛太郎『日本資本主義分析』，岩波書店，1934年。

[7] 指第二种观点。

[8] 杨栋梁著《日本近现代经济史》，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10页。

[9] 原文「興行意見」，前出大内兵衛·土屋喬雄編『明治前期財政経済史料集成 第18巻』，第37页。

[10] 详细请参照永井秀夫著「殖産興業政策論―官営事業を中心として―」，『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紀要』第10号，1961年。

[11] 『太政類典·第四編·明治十三年·第二十八巻·産業·工業』，日本国立公文書館所蔵，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image-j/M0000000000000865741。

[12] 前出大内兵衛·土屋喬雄編『明治前期財政経済史料集成 第17巻』，第34页。

[13] 「非常特別税法」，『法令全書明治37年』，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所蔵。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788035/7。

[14] 租佃惯行的一种，日语称之为“入额所有权”，指租佃土地时预先缴纳数年的佃租。

[15] 租佃惯行的一种，无租佃期限，佃农无特别失误外，地主无权将土地收回，佃农甚至持有土地的处分权。

[16] 前出大内兵衛·土屋喬雄編『明治前期財政経済史料集成 第20巻』，第667页。

[17] 具体数字请参照農林大臣官房編『米統計表』第56—57，農林省大臣官房，1936年。

[18] 关于明治时期大米消费量变化的具体数字请参照山田伸吾著『米価の研究』，岩波書店， 1917年。

[19] 详细数字请参照前出山田伸吾著『米価の研究』。

[20] 原文『実地経済農業指針 日本農業の経済的変遷』，斎藤万吉著，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76年，第333—334页。

[21] 指日本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22] 本文涉及的补助金概念，援用江見康一，塩野谷裕一著《長期統計7財政支出》“第五章 補助金の分析”（日本：東洋経済新報社，1966年，第40页）中的概念，即补助金“……不仅局限于在预算中被冠以‘补助金’之项目，同时包括在预算中被冠以‘交付金、助成金、补给金、奖励金’等称呼，而实质上与补助金有着同样机能的项目”。

[23] 详细请参照長妻廣至著『補助金の社会史』，人文書院，2001年。

[24] 关于明治初期政府的农业补助金问题将在下章具体论述。

[25] 数据来源于政府統計「農林センサス累年統計―農業編」、「耕地経営状況」，https：//www.e-stat.go.jp/stat-search/files？ page = 1&layout = datalist&toukei = 00500209&tstat = 000001016170&cycle = 0&tclass1 = 000001112708&tclass2 = 000001112709&stat _ infid = 000031676787&cycle_facet=tclass1%3Atclass2&second2 = 1，内兵衛·土屋喬雄編『明治前期財政経済史料集成 第7巻』，第80页。关于明治政府成立时的耕地面积数字，使用了旧地租征收时的数字。该数字中应该不包括江户时期“隐田”（没计入土地台账的耕地数字，因此不计入征租范围）的数字。地租改正土地调查时，隐田的调查成为重要调查内容。由于地租改正前荒地开垦已经开始，因此很难找到“隐田”的具体数字。

[26] 农法指“生产力视点的农业生产方法”。农业是生产人类食物的产业，其生产过程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人类所能作的仅仅是帮助农作物生长的辅助性劳动，因此与工业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手段有着根本性区别。工业可以通过机械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农业必须在利用土地及自然的条件下找到提高生产力的良好方法。

[27] 明治政府聘请的外国专家被称为“雇佣外国人”，马克思·费斯卡是其中一员，他是来自德国的农学家，1882年来日后，于驹场农学校兼任教授，并对日本全国农业地区进行调研，著有《日本地产论》等名著。

[28] 马克思·费斯卡著『日本地産論 日本農業及北海道植民論』，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77年，第13—14页。的确费斯卡是以西方农法为标准，指出日本农法中存在的问题。一般认为日本与西洋农法的不同来源于水田农业与旱田农业的差别，两者性格——水田农业是劳动集约型农业，因此其具有追求土地生产力的性格；而旱田农业是劳动节约型农业，因此其具有追求劳动生产力的性格——不同，因此两者的对比缺乏整合性。然而事实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西方旱田农业并非自古代起便具有劳动节约型性格，而水田农业同样并非单纯追求土地生产力的农业。至少明治10年代费斯卡看到的日本农法与西洋农法相比，在整体农业生产力上存在很大的差距。

[29] 石川县县立图书馆所藏。

[30] 前出马克思·费斯卡著『日本地産論 日本農業及北海道植民論』，第212页。

[31] 農林省農務局『明治前期勧農事蹟輯録 上巻』，長崎出版社株式会社，1975年，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