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11月9日（庆应3年10月14日），江户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提出将政权交还朝廷，次日得到允诺，此政治事件被称为大政奉还，以此为契机江户幕府将掌握了近300年的统治权交还朝廷。然而倒幕派的运动并未因此停止，以岩仓具视及萨、长为首的倒幕势力，于1868年1月3日（庆应3年12月9日），发布以天皇“告谕”为形式的“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德川内府奉还从前委任之大政、辞退将军之职两条，今断然听取……今后废除摄关、幕府等职，暨今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可行万机”[4]，自此明治新政权起步。届时距幕府决定“安正开港”已经十年，十年间经历了两次幕府与雄藩之间的战争，其结果则是上述大政奉还及王政复古的实施。不仅如此，倒幕派于王政复古大号令发布的同日，在小御所会议上要求将军辞官、纳地[5]，引发了之后的戊辰战争。新政府在戊辰战争胜利后的1871（明治4）年7月，果断实施废藩置县，剥夺了新政府起步之后依然掌握在旧领主手中的地方统治权，中央集权统治体制确立。1867年11月的将军失职至1871年7月的废藩置县迄，日本的政权结构被称为朝藩体制，是江户幕府倒台到中央集权体制成立的过渡期。

首先，与幕藩体制相比，朝藩体制在统治结构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1868年1月10日朝廷向农商务省发出的布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德川庆喜察天下大势之无奈，愿奉还大政、辞退将军之职，已被允诺。然仅限于言并无将土地、人民奉还之实……今彼引起战端，庆喜谋叛之意已明。尤其始终欺瞒朝廷，大逆不道，朝廷已无赦免之策，不得不对其追讨，一度以战端相对，尽快诛灭众贼以免万民涂炭……迄今德川统治领地被称为天领，实属无道理可言，今沿太古 之例，全部恢复为天朝之御领，使之成为真正天领。[6]

同年4月7日再度发布太政官布告：“诸国万石以上、以下私领并寺院领，迄今向幕府提交领内明细附上村高账[7]抄本，火速提交予民政役所。”[8]前者指出，虽德川将军自请奉还大政，但实则拒绝辞官纳地，并惹起战端，大逆不道，朝廷已无法容忍，故以兵相对，并没收幕府领地；后者指出，作为私领的大名领地及寺院领等，迄今应向幕府提交的领内状况说明，今另附上领内村落石高账本交予民政部门。两史料的内容表明，新政府成立后收复原幕府的权利及领地，而私领（大名领地等）则仍掌握在各大领主手中。此后，政府于1869年6月17日发布版籍奉还指令，其内容如下：“今列藩建言版籍奉还之事，深察时势、广为公议、采政令归一之虑，纳建言之意，依此令其藩亦返还封土版籍，任官某藩知事”[9]，表明在版籍奉还的同时，令原藩主任“知藩事”；虽然知藩事的任命主旨在于“政令归一”，即赋予其中央集权统治下地方官的机能，但事实上被任命为知藩事的旧藩主对旧领地的封建割据色彩更浓。可见朝藩体制下，江户时期的领主性土地所有并未完全消失。

其次，朝藩体制下的贡租征收。新政府成立后，于1868年8月，就贡租征收问题做了如下指示：“不明诸国风土而贸然设立新法，反而会有悖人情，故一两年间姑且依旧惯而行，其苛法弊俗若有难耐之情，向会计官禀议予以处分。且没收旧幕府麾下村邑，交近旁府县或诸藩管理。”[10]其中“不明诸国风土而贸然设立新法，反而会有悖人情”之处，可以看出，新政府成立之初便有意改革贡租制度，但因顾及“人情”而不得不暂且“依旧惯而行”。由此可见朝藩体制下不仅统治结构与幕藩体制相比并无质的差异，而且贡租体制上也延续了幕藩体制下的征租方式；不同的仅仅是朝廷政府代替了幕府而已。值得注意的是：（1）所谓“诸国”当然包括旧藩领在内，因此“人情”亦不仅仅指“民情”，包括诸旧藩主之情绪，而“旧惯”无疑是江户时期的贡租征收法；（2）政府不仅没收了幕府领（即旧天领），同时没收了幕府家臣的领地（诸如旗领等知行地），并将其交托府县及诸藩管理。一方面说明新政府的政权仍处于不稳定阶段，需要旧藩主即知藩事的支持，另一方面说明即使是旗领等幕府家臣领地的贡租制度亦并非统一，其管理繁杂，故不得不交予近旁府县或藩领管理。

事实上在朝藩体制之际，对于各地贡租制度的现状，新政府虽然指出应“依旧惯而行”，但是亦并非完全放置无视，特别是戊辰战争结束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整理措施。例如1870年3月8日发布通达，指示对各藩负责管理下的旧旗本领地的租法进行改革，令“斟酌其风土人情，区分适宜之法及当改之法，并提交意见予以禀议”[11]；同年7月大藏省发布通告指示各地实施检见法[12]，借以“斟酌风土人情”，了解领地的实际土地及收成的状况，为贡租改革做准备；1871年1月25日，对各藩发布通达指示“租税乃建国之基本，系民心之向背……必将制定海内[13]一定之法，故各藩若重新改革增减等，所有必须经（政府——笔者注）裁决”[14]，不仅对各藩内的租法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并强调了政府的统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