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历了GHQ占领期的战后改革及之后的高速经济增长，20世纪60年代末期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至仅次于美国的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其间，日本政府将经济的自立与成长作为国家最大目标，制定了诸如《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5年12月，鸠山内阁）、《新长期经济计划》（1957年12月，岸内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12月，池田内阁）、《中期经济计划》（1964年11月，佐藤内阁）、《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年3月，佐藤内阁）、《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70年5月，佐藤内阁）等一系列计划。日本经济在上述经济政策的引导下，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及出口贸易结构实现了向重化学工业的转化，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出口贸易顺差成为常态；与此同时，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中期第一产业就业者仍占全体就业者的40%左右，至70年代减少至20%左右，而第二产业就业者比例则从24%增加至34%，第三产业就业者比例从36%增加至47%。从中也可以看到，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期，是农业人口向工业及服务业人口快速转移的时期。

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期农业政策的基调，同样被定位于国家经济增长的命题之下。1961年出台的《农业基本法》指出，今后的农政目标是减少工农业生产率及工农业生产者收入之间存在的差距。日本政府为此制定了“三驾马车”式政策体系——选择性扩大生产、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及设施化、培育自立经营农户。可见政府希望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业机械化及设施化程度，达到提高农业生产率及务农者收入、使农户能够自立经营的目的，最终减少工农业生产率及工农业生产者之间收入的差距。但是，该政策实施10年后的1972年农业白书中谈道：大米的生产过剩成为农业生产的常态，如何恢复大米需求平衡成为新课题；平均每农户的年收入已经比非农家庭超出26万日元，消费水平达到非农家庭的98%，两者的差距逐渐减少，但依赖农外收入的现象较强。可以看到，农基法农政的政策目标与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断层，即选择性扩大生产成为大米生产过剩的一个契机，而农民收入虽然得到大幅增长，但依靠兼业提高收入的现象增多。

以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尼克松冲击及石油危机为契机，曾经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降至5%左右，日本经济进入安定成长期。高速经济成长期经济优先政策实施过程中，产业公害、经济发展失衡等问题，与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相呼应，日本政府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必须做出新的对应。1973年田中角荣内阁制定了《经济社会基本计划》（列岛改造计划）、1976年三木内阁的《昭和50年代前期经济计划》、1979年大平内阁的《新经济社会7年计划》、1983年中曾根内阁的《1980年代经济社会的展望与指针》，上述经济政策的重点已经从经济自立与“极大发展”转向经济的安定及国际协调发展，乃至充实国民生活之上。

在以上背景下，日本农政内容同样出现了相应的调整，20世纪70年代的“综合农政”、80年代的“80年代农政”是新经济环境下农政的代表性变化。首先“综合农政”的最大变化在于，为了缓解大米生产供求压力，实施大米生产调整政策[11]（即“减反”政策）；在国土综合利用的背景下，放松农地转用条件，为此帮助有离农诉求的农业从事者离农，也希望通过促进离农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其次1980年10月农政审议会提出的《80年代农政的基本方向》中指出：迄今为止的“农业政策中培育自立经营农户的计划未能实现，日本农业几乎陷入全兼业化状态。为此今后的农业政策，将兼业农户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作为重点，引导其实现农政的夙愿——规模扩大”；“80年代农政”扩大农业规模的具体方针是，促进农地的流转，帮助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农户扩大生产。在此必须注意的是：（1）经济高速成长期农政的重点，即培育自立经营农业经营体的目标并未能实现；（2）事实上“综合农政”中的离农政策所带来的是高龄专业农户与兼业农户的增加，以及农业经营规模的缩水。从安定经济增长期农政的变化及内容中仍然可以看到日本农政目标与结果之间存在的断层，其原因何在同样是本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